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知府调任湖州知府，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

四月的江南，荷花盛开。

面对摇曳的荷叶，苏轼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宁静。他终于来到了梦里桃源。

这次到湖州任职，算得上处心积虑。

尽管苏轼在徐州政绩卓著，但其实到徐州的次年，他就在策划离开。

元丰元年（1078），他接连给范子丰去了三封信，以徐州事烦政拙不想久留为由，请求帮助“乞东南一郡”。因其殷勤托请，遂有徙湖之命。

苏轼的确厌倦了政治的反复无常，而期待一处清幽。

而他果然得到了他的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清幽——湖州。

苏轼心满意足。

到湖州后，这种满足几乎布满苏轼四肢百骸。

他体味着湖州的山水，对一切光景都感到喜悦：“夜来雨洗碧巑岏，浪涌云屯绕郭寒。”（《赠孙莘老七绝》）

他饮下吴兴名酒，如同饮下生命中最初的春光：“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

他在湖州各处游**，仿佛那就是他与生俱来拥有的日子：“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夜晚，他站在湖州溪边，凝视灯火闪烁，竟想就此放舟而去：“夜桥灯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

在“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说亦不尽”的政治风浪里，湖州是苏轼逃离的桃源。

熙宁年间，朝廷形势瞬息万变。

过去的五年里，王安石两次起用两次罢相，新法推行几起几落，变法派内部争权夺利，朝臣互相倾轧。

苏轼身在其中，深觉人生如梦、韶华易逝，“梦里五年过，觉来双鬓苍。”（《游惠山并叙》其一）

又觉翻云覆雨的无常，“岁月如宿昔，人事几反复。”（《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

但他不能掌控又不能逃离。

故接到移湖之命，苏轼欢欣鼓舞。

他至今记得熙宁五年（1072）初识湖州时的清幽。七年前“桃源”的记忆犹新，“此去渐佳境，独游长惨神。待君诗百首，来写浙西春。”（《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三）

他诗意的内心复活了。

苏轼游遍了湖州。“肩舆任所适，遇胜辄留连。”（《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湖州的每一处，都引动苏轼小小的喜悦。也许景象原本平淡无奇，但诗人苏轼已经枯萎太久了，过去几年的飘零与失意，使他的心彷徨无计，他的诗眼已不再明亮，他的诗心已不再欢畅。

如今，这些黯淡和消沉的一切都将过去，苏轼将以一百首、一千首诗句来唱和湖州的幽静美好，以补偿那失去欢笑的死寂。

他游览湖州每一个寺院，登飞英塔，游道场何山，泛舟城南，绕城观荷，登法华山。

他与秦观等人泛舟于城南笤溪，溪流之上，几人分韵赋诗。

他与同僚胡祠部游览王羲之到过的乌程县法华山，不拘身份，以山泉濯足，兴尽而归。

他甚至整日整日投身湖州的静谧之中。

就像某日，他与王适、王遹兄弟相约绕城观赏荷花，之后又漫步城南五里的岘山五花亭闲坐，傍晚时分踱进飞英寺。看到故人章惇的飞英寺题诗，苏轼微笑着依韵和诗。

如此一日，如入桃源。

苏轼在湖州，如鱼得水。

得意诗酒社，终身鱼稻乡。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乘舟过贾收水阁，收不在，见其子，三首》其二）

诗人往往能欣赏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美食。

湖州物产丰富，苏轼特别赞赏其蟹与酒。

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丁公默送蝤蛑》）

紫蟹鲈鱼贱如土，得钱相付何曾数。碧筩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其三）

吃蟹需慢品，慢慢地剥开，仔细地挑食，再佐以美酒。苏轼终于能过几日缓慢而悠闲的日子。

湖州的“慢”，在于无事。

也许湖州最宜养生，湖州人也最懂生命的本质。物产丰盛而无生计之忧，百姓安居乐业不争不讼。于是苏轼得以豪饮，得以出游而彻夜不归。

吏民怜我懒，斗讼日已稀。能为无事饮，可作不夜归。（《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其四）

当苏轼在湖州岸边，于风中静静享受夜色，他仿佛此刻横斜的孤舟，远离凶险的政治潮流，没有了往日的彷徨孤单，他的心如同远处的灯火，虽然弱小，然而温暖。

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其二）

湖州的苏轼，终于宁静喜悦。

元丰二年（1079）端午，苏轼忽然兴起，与秦观、祖无颇等再次往飞英寺而去。

他兴起而至，寺内住持始料未及，急忙撞钟集合众僧迎接太守，忙乱之际，有和尚“颠倒云山衣”，大家相顾错乱而笑。

而洒脱的苏轼毫不见怪。他心中一动，赋诗一首，这首诗流露了他的心迹。

我来无时节，杖屦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其四）

湖州的清幽使苏轼冲突已久的心获得了久违的平静。

细数到此为止的宦海生涯，苏轼发现，苦难是那样层出不穷，欢乐是这样屈指可数。

惘惘可怜真丧狗，时时相触是虚舟。朅来震泽都如梦，只有苕溪可倚楼。（《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

直到此刻在湖州，他才重新尝到宁静闲散的滋味。

因这宁静在他生命中失而复得，他开始真正思考逃离困窘已久的仕途。

然而，如火的性情可以证明，苏轼内心对朝廷和未来并未绝望。他终于没有最终走向归隐。

他没能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他的“归隐”是“中隐”，是在“仕”与“归”之间寻找平衡。

“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也许，苏轼已经不一样了。他的心已渐生变化，对于为政的理想，他已经不再抱有必胜的信心。

而目前，他且享用湖州的桃源氛围吧。

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直拙者之庆。

偶然冒出归蜀的想法，也只是偶然罢了。

此间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烦，但有归蜀之兴耳。

苏轼向来不是孤独的人。他的愉悦必与人分享。

到湖州后，苏轼常常呼朋引类，共湖光山色。

既然如此近便，通判杭州时认识的朋友都先后联络了。或亲来，或托人礼尚往来。

杭州表忠观道士钱自然到湖州拜见苏轼。

苏轼敬仰却无缘得见的故人俞汝尚之子俞温父来访。

相交深些的朋友纷纷送来美味。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相交的钱塘令周邠任此时出知乐清，托人给苏轼送来了海味。

曾受苏氏兄弟知遇之恩的朋友丁也送来蝤蛑。

至于诗文往来则无数。

曾经的湖州太守李常寄诗来。

京东转运使刘攽到徐州登上黄楼也赋诗寄他。

姚淳、欧阳棐、道潜、孙侔、径山澄慧大师、杭州净慈寺宗本长老等老朋友也相继寄诗文前来慰问。

苏轼无不诗文回复。

这时期，一些朋友求苏轼题诗，他一概来者不拒。

他为自己敬仰的已经告老还乡的前辈赵抃的高斋题诗；

他为远在京城的好友王巩所筑的清虚堂作诗；

他为当地三德院的僧人手书唐代岑硕诗，还书题了颜真卿“放生池碑”，又书题“璇玑图”，并次韵回文三首以赠。

他想念张先，专程去凭吊了张的故居，作《祭张子野文》。这位在杭州时与苏轼交往亲密的老人刚于元丰元年（1078）去世。

五年前把酒言欢时面对的松江仍在，如今，当时与会的六人只剩下自己和李常、杨绘，苏轼顿感世事无常、人生如寄。

除张先外，在湖州任时苏轼还有两位故交去世。五月间，好友孙洙去世，年四十九；六月，陈舜俞卒于秀州白牛村。苏轼深深悲痛于陈的辞世，并亲赴秀州哭其殡，写了他所作祭文中“辞旨最哀”的《祭陈令举文》。

当然，苏轼毕竟是苏轼，虽然在湖州的清幽温和中得以暂遣悲怀，然而一颗忧天下之心依旧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