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中国人心里，都有一处桃源。

或许是前路中的一处偶然景致；或许是来时曾经忘我的故事；或许在化外，或许在内心。

苏轼的桃源是湖州。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之称。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湖州民风淳朴，文治教化传统良好，“行遍江南佳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若论做官，历任太守皆比较清闲，“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

自然是优差。

这份优差，苏轼竟然得到了。

故苏轼称赞其“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

其实，苏轼曾数次到过湖州。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苏轼第一次到湖州，是以通判杭州的身份到湖公干。那时浙西地区水患刚过，苏轼奉江南转运司檄文，到湖州和秀州视察堤岸。

湖州知州孙觉是苏轼的好朋友。

想想不免慨叹，苏轼的好朋友，多是跟他一样，为朝廷放逐之人。

苏孙二人仁宗嘉祐年间即相识。当时孙觉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曾与王安石相交甚厚。熙宁元年（1068），孙觉犯“不能谨密”过错，王安石还曾尽力为他疏解开脱。后来，孙觉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这使王安石最终疏远了他。孙觉由是被排斥出朝。

苏轼首次到湖，知州正是孙觉。

那真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

对湖州，苏轼是还未相见已倾心：“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这是行前他寄给孙觉的诗句。

湖州洞庭霜桔、顾渚春茶、梅溪木瓜，仿佛都带着清新和温存，足以慰藉诗人飘零如寄的情怀。

杭州或许比湖州更美，但苏轼却独爱湖州的幽居。它是苏轼心底的“桃源”。

清绝的湖州终于迎来了诗人。

而苏轼在湖州竟乐不思蜀，盘桓旬余才不舍地离去。

这是一次完美的旅行。

这次，苏轼与孙觉、李常、张先、秦观、贾收等故友新知相互唱和，畅游湖光山色。

他为孙觉“墨妙亭”作《墨妙亭记》，并以珍藏的羊欣帖摹本相赠。孙觉新修葺的天庆观小园凉亭上，苏轼亲笔题写的“归雁亭”诚挚如新。

他与忘年交张先相逢，互相唱和，作《和致仕张郎中春昼》。

他第一次读到孙觉女婿黄庭坚如“精金美玉”的诗文，立刻料定日后黄庭坚必名扬天下。果不其然。

他游览于道场山和何山上，一再品赏湖州的清幽。

“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游道场山何山》）

当然，苏轼并未忘记公干。

他和孙觉一起仔细检查了湖州到秀州的吴江河堤工程，眉头渐渐聚集，显然，回到现实的世界，难免褪散了一些身在“桃源”的欢乐。

站在河堤之上，苏轼对政见一致、命运相同的老朋友，曾一吐对政治斗争、京华生活的厌倦：“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赠孙莘老七绝》之一）

“耳冷心灰”，苏轼叹了口气，不再多言，与孙觉相携，缓步走下河堤。走进美好的湖州景色里，暂时忘却了命运中的沉渣。他不知道，不久之后，这些沉渣又将泛起并弥漫。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赴密州任，途经湖州。

他当然要停驻“桃源”一番。

此时孙觉已去，知州是李常。那一次，李常刚刚喜得贵子。

苏轼与李常、张先、杨元索、刘孝叔、陈令举五人于霅溪边的碧澜堂相聚。之后五人将他送至松江，六人把酒相别垂虹亭。

这场聚会，因六人中三人曾任翰林学士，故此雅集世称“六客会”。

许多年后，又有一次六客雅集，然彼时前六客只剩苏轼一人，其余五人均已仙逝，史称“后六客”。苏轼作《南乡子》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