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苏轼是彷徨的。

自密州开始，他就身陷进退维谷的政治矛盾，这矛盾到了徐州更为尖锐。

然自往来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机，仅脱风波之险；心存吏役，都忘学术之源。既未决于归耕，敢复求于善地。（《徐州谢两府启》）

苏轼的彷徨，在于“进”与“退”的选择。

在他的内心，他还是那个在母亲面前誓做范滂一般“奋厉有天下志”、“致君尧舜”的孩童。

然而，无论“早尘策府”还是“屡乞守符”，无论“拙直”还是“苟全”，都不能解脱他“足蹈危机，仅脱风波之险”的现实境遇。

进，政敌虎视眈眈，被神宗目为变法之异己和另类。

退呢？——如今做官这样不快乐。“宦游久不乐，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时节相劳饷。”（《京师哭任遵圣》）

不如归去？“逝将振衣归故国，数亩荒园自锄理。”（《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

他不是没想过：“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然而，他的心还是热烈的，自幼的理想，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一身过人的才华。

不，不能退，不该退。

他对神宗还抱有幻想。他对生活还有幻想。

所以，他两难。

在两难中，苏轼进退维谷，内心冲突剧烈。

他只得不断自嘲：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水调歌头》）

山中故人应大笑，筑室种柳何时还。（《次韵子由与颜长道同游百步洪，相地筑亭种柳》）

岂无知我者，好爵半已縻。争为东阁吏，不顾北山移。（《次韵王巩留别》）

然而不进不退不选择是如此痛苦。

守土有责，太守苏轼面临诸多棘手问题，水患、蝗灾、旱情、盗凶，没有一件是容易的。

还有一件，苏轼对新法不满，又不能不执行新法。

反对新法必然面临严重政治后果，但“默而不发”、不表达自己的政见又“非忠臣之义”。

苏轼痛苦异常。

每当心情郁闷，苏轼就会去放鹤亭看仙鹤。

放鹤亭在徐州城南云龙山上。

云龙山“冈岭环抱”、“草木际天”。山上有两鹤，“甚驯而善飞。”

放鹤人叫张天骥。

张字圣涂，号云龙山人，祖籍徐州，原本也是“冠盖”之家。

其父晚年忽然好道，并习“辟谷道引”之术，其母亦信“浮屠道家语”。

张山人受此影响，早早即绝仕进之念。

他隐居云龙山，躬耕南亩奉养双亲，“读书北窗竹，酿酒南园水”，有道家的淡泊，也有儒家的雅致。

徐州的兼收并蓄，在张天骥这里有了范本。

苏辙曾赞张“堂成不出门，清名满朝市”。

老张的日子安宁闲适。

但这安宁闲适却被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

苏轼守徐州时，常与宾客僚吏登山揽胜。

他行至云龙山下，抬头仰望，为其枝条际云而喜。

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登云龙山》）

苏轼爱上了云龙山。

当他看到云龙山竟有鹤的行迹，又爱上了张山人的雅居。

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西风高正厉，落叶纷可扫。孤童卧斜日，病马放秋草。墟里通有无，垣墙任摧倒。（《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苏轼常常去云龙山叨扰张山人，求半日的清幽。

然而，徐州太守的清幽是奇特的。

他的清幽喧闹而狂野。

这似乎证实了苏轼内心充满矛盾。

苏轼时常到山上与张天骥对饮，且顷刻醉倒在黄茅岗畔。

半酣的太守以石作床，迷醉于自然的温暖与宽容。

他甚至带着妓乐前来助兴，“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携妓乐游张山人园》）令张山人啼笑皆非。

但张天骥理解苏轼。

在他的眼里，满坑满谷的荣华都不过是苏轼细碎的烦闷。

这重重热闹，都是太守深深的寂寞。

苏轼也明白张天骥的明白。

他为张写过《放鹤亭记》，二人常常并肩看仙鹤自眼前飞过，不发一言。

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

苏轼探访张天骥隐居，张天骥不避世俗叨扰，我们相信此二人之间必有默契。

故入世者不嫌自己聒噪，而隐居者也不以寡淡自愧。

苏轼贬谪黄州后，过去的友人大都避之唯恐不及，而张山人则常与之通问，且请为其父张希甫的墓志写跋。

十多年后，张山人还曾亲访苏轼于杭州。

苏轼送别时仍对其洒脱行于世无比向往：“何日五湖从范蠡？种鱼万尾桔千头。”（《送张山人归彭城》）

苏轼开始常常读《庄子》。

现在苏轼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

曾踌躇满志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已经渐渐淡去，曾拥有的游于物外、无往而不乐的超然情趣也逐日减少。

日渐恶化的政治形势，自请外放的生活经历和与日俱增的自我反思，使苏轼对反复无常的生命有了新的理解。

他开始感到：人生如寄。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这是熙宁十年（1077），徐州。

苏轼第一次对人生产生了不确定感。

这种不确定感嗣后越来越强烈，直至他病逝。

元丰二年（1079）：“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一）

元丰三年（1080）：“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

元祐元年（1086），“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福祸。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和王晋卿》）

元祐五年（1090）：“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次韵刘景文登介亭》）

元祐七年（1092）：“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送芝上人游庐山》）

元祐八年（1093）：“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绍圣四年（1097）：“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和陶拟古九首》之三）

靖中建国元年（1101）：“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郁孤台》）

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苏轼犹言“吾生如寄耳”。

苏轼讲“寄寓”，当然来自庄子。

他赞成庄子认为人生不过是“大块”之中的一点的比喻。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这篇作于徐州的文可以证明。

庄子认为，人是自然造化的产物，物质形体只能存在于无限天地中的有限时空，是为“寄寓”。

这个观点令苏轼着迷。

他反复咀嚼庄子的思想，感到豁然开朗。

他想，其实人的生命本质也不过是一段“寄寓”。生命有限，物质终将破灭，故心灵只是短暂“寄寓”。

然而苏轼与庄子的“寄寓”不同。

庄子的“寄寓”是消沉的，认为人的私欲即背道。

故庄子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和价值，只是一场虚幻的“寄寓”。

苏轼的“寄寓”是积极的，认为人的七情六欲正是“寄寓”的本质意义。

所以，苏轼的“寄寓”，是道，也是儒。

苏轼的“寄寓”是超越。

是一份优雅的姿态，是在一切人事中秉持“寄寓”的超然，从而超越各种功利追求。

此即秦观之言：“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也许因此，苏轼不忌讳用文字尽情抒写对变法的不满。

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宿州次韵刘泾》）

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雨中过舒教授》）

他在同反对新法的前辈范镇、张方平、司马光的尺牍交往、诗歌唱和中也不讳言对变法的深恶痛绝。

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送范景仁游洛中》）

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荒林蜩蚻乱，废沼蛙蝈**。遂欲掩两耳，临文但噫喑。（《张安道见示近诗》）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司马君实独乐园》）

自然，这些诗歌后来成为“乌台诗案”的罪证。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对时事不发一言，埋头撰写《资治通鉴》以避过政治风险。

但苏轼不是司马光。

他似乎彻底放开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对并非他职守范围内的事情竟然“大放厥词”。

他在《上韩枢密书》中对当时连年用兵的时局提出异议，声称：

今者，贪功侥幸之臣，劝上用兵于西北。使斯言无有，则天下之幸，孰大于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争也。

熙宁十年（1077）在《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更点名批评王韶、章惇、熊本、沈起、刘彝、李宪等朝臣：

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也许苏轼对用兵的看法并不那么高明，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区别于一般官僚的政治气度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士人气节，苏轼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如此。

苏轼也如此。

此即徐州的苏轼，抗洪救灾、修筑堤坝、为百姓寻煤，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做官。

偶尔，他吟啸山林，以道家的无为来获得与自然的和谐相融。

在徐州，苏轼常常随意醉倒在大自然中，这在密州、杭州都不曾发生，此时的苏轼内心深处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

从通判杭州的“致君尧舜”到密州的“超然自达”，再到徐州的“寓意于物”、“物我相得”，随着宦海的沉沉浮浮，苏轼的心也浮浮沉沉，不能自已。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改知湖州。

他即将告别徐州而去了。

未来，他将常常想起徐州的山水和人情，“彭城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

他将不断回想燕子楼的夜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曲港跳鱼，园荷泄露”（《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那一派清幽景象，以及被鼓声惊断的梦。

可是，他将再也不会行遍小园去追踪盼盼的身影了。

徐州人含泪送别他们的太守，“父老何自来，花枝袅长红。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二）

他们心中的黄楼将永远抵挡一切波涛。

赴任湖州的路上，途经灵壁，苏轼仍无法挥去离情。

他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与徐州父老生死与共的经历使苏轼曾设想有朝一日回徐州买田终老：“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当然，如同他在徐州所领悟的，即便悲欢深切如斯，此地也不过是苏轼人生中一处寄寓之所罢了。

今日，徐州已是煤城和重工业城市，本为抗洪而筑的黄楼、苏堤成为苏轼曾经来过的明证。

如今的苏堤两侧繁花盛开，每当入夜，霓虹与云龙湖波光辉映，静静映照着徐州人对苏轼最幽静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