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徐州抗洪，证明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能吏。

他不仅有如火热忱，也有如水的机变灵动。

徐州抗洪的成功，使宋神宗的视线重新落到苏轼身上。

他甚为高兴，并嘉奖苏轼。

救生民于水火，苏轼也很高兴。

然而，他同时依然有不能排遣的痛苦。

在徐州，苏轼写了一组词。

在整个文学史尤其是两宋词史上，这组词影响甚巨，“为宋词开辟了反映社会内容的新天地。”

这组词是《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当时苏轼正为徐州百姓谢雨归来。

其中第四首最广为人知：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日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农民为解救钱荒，开辟了一些经济活动。

那天，苏轼走在路上，一阵风来，簌簌枣花落满衣襟，看上去很美。

彼时初夏，正值农忙而满村静寂。

村落如此寂静，竟无一般乡村随处可闻的鸡鸣狗吠、人声喧嚣，人烟稀少，道路寥廓空寂。

苏轼慢慢踱进村庄，渐渐听闻“村南村北”皆是缫丝之声。接着他看到了——“牛衣古柳卖黄瓜”。

苏轼愣住了。

卖瓜人见到苏轼，虽不识太守，但看见随从知道来者是官。

卖瓜人沉默不语，疲惫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瞟了瞟自己脚下的一堆干瘪的黄瓜，犹豫了一下，随即低下了头。

卖瓜人身上破败的蓑衣在风中微微起伏。

苏轼心中泛起阵阵痛苦。

他在思索变法后的百姓过着怎样的日子。

日头正高，人又昏乏，苏轼口渴难忍，深觉路漫漫而倦怠不已。

这种倦怠当然并非仅仅来自一场令人疲惫的祈雨路途。

那是长久的对无法解脱的痛苦的倦怠。

人生的荒诞在于，幸福总是片刻而短暂的，苦难却会一再重来。

苏轼在杭州时已经痛感新法实施之弊端。

到了徐州，他的痛苦更深，而政令之下仍得“力行之不已”的无奈也更深。

苏轼真的倦了。

他说：“我欲归休瑟渐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宿州次韵刘泾》）

他真想重回“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单纯美好生活。

他又说：“此身与世真悠悠，苍颜华发谁汝留。强名太守古徐州，忘归不如楚沐猴。”（《代书答梁先》）

荒凉的乡村使苏轼深受刺激。

生命的卑微与脆弱，在农人身上表现为麻木，但在内心滚烫的苏轼看来却是重重的悲哀与痛楚。

他难免联想到被排挤和冷落的自己，从前的意气风发，如今的寥落与无奈充斥着他的内心。

浓重的身世苍茫之感侵袭了苏轼。

是的，徐州百姓过得并不好。

那天黄昏，当苏轼看到醉倒路旁的汉子，他落泪了。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

这眼泪，即是苏轼的良心。

这是一切为官者的良心。

变法带来的不是丰盛，而是饥饿与寒冷。

“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答郡中同僚贺雨》）此“水旱十年”，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十年。

民生日蹙，国计难持，苏轼反对变法，屡次上书建言，却无力改变现状，“用违其才志不展，坐与胥吏同疲劳。”

这样的生活已经太久，苏轼心生“酒困日长惟欲睡”的疲惫之感。

而他能握在手中的，唯有如此小词。

除了变法流弊，徐州又遭遇旱灾。

北宋时代的徐州，农业曾“一熟可资数岁”。

然而苏轼来到时，却适逢水旱灾害相继发生：“二年水旱，无种不有”，“民食艰难，正春夏旱蝗之际”，“水旱相继，流亡盗贼并起”。

熙宁十年（1077）夏旱。

元丰元年（1078）春旱。

“烟尘蓬勃，草木焦然。”

百姓只能吃土。

“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居民萧条杂麋鹿，小市冷落无鸡豚”。（《徐州祈雨青词》）

于是苏轼开始不断祈雨。

元丰元年（1078），苏轼去徐州城东二十里处的石潭祈雨，亲自点燃香烛祭祀山神与龙王，并大声朗读亲笔所写的祈雨文。

苍苍竹林，杳杳钟声，徐州山间一次次回**着太守急切而沉痛的声音。

然而苏轼深知不能尽信神祇。

他固然虔诚祈雨，但同时亦因地制宜，踏勘水源，征集民夫，修筑池塘、水库，以积极的举措解决日益严重的旱情。

苏轼写诗，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充满感性。

为官却令人钦佩，充满智慧与理性。

徐州地形“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

徐州民风强悍，“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

地形险要，民风强悍，水旱连年，治安堪忧。苏轼为此“中夜以思，即为寒心”。

他将何去何从？

苏轼十分睿智。

他既不堵，也不简单镇压，而是疏导。

他追求的是标本兼治。

苏轼研究了当时朝廷的考试制度，想出了一个偏方。

他发现朝廷科举考试多以“文词进耳”。

然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自古豪杰之场”，这些地域的百姓，因为传统的缘故，与吴、楚、闽、蜀之士相比，仕途得中的比较少。

苏轼认为，百姓正是因为成长空间狭窄，“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

苏轼的方子是一种舒缓的、渐进的办法，一如他对变法的改良态度。

他建议朝廷“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为徐州人争取向上的阶梯，使徐州士子为朝廷所用。

一方面是给予出路，一方面则加紧防务。

苏轼同时针对“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的情势，认为统一事权有利于指挥，遂主动提出“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

多一件事，就多一份责任。

尽管自身难保，仍勇于任事，这就是苏轼。

徐州盗贼猖獗，苏轼并不恐惧，而是理解和担忧。

那时徐州有两个常见的现象：“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

苏轼认为，此二事相辅相成。

“相率为盗”是因为饥寒交迫，而饥寒是由于连年灾荒和官府横征暴敛所致。

苏轼于是积极改革监狱陋规。

徐州惯例低级军士因公出差不发旅费，士卒为筹盘缠只能借高利贷，以致有的士卒不堪债务成为逃兵，甚至沦为盗匪。

苏轼从官费中省下几百串钱专作公差补助金，同时严厉惩治放贷取息的官吏，以儆效尤。

徐州监狱里人满为患，犯人处境恶劣。

苏轼又大力改善监狱卫生条件，曾上书《乞医疗病囚状》，义正辞严分说“人命至重”，建议医治病囚。

在苏轼眼中，一切人是人，犯人也是人。

人道主义是苏轼的一根精神主线，对普罗大众的悲悯使他即使在自己不幸时仍然能同情他人的不幸。

如他在《徐州祭枯骨文》中所言：“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

熙宁十年（1077），洪水之后的徐州遇到最“冷”的寒冬。

徐州百姓感到无比寒冷。

太守苏轼感到加倍的寒冷。

苏轼是这样的人，永远悲天悯人，常常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而忘记自己的痛苦。

徐州四周诸山盘踞，自古产铁。

汉代，州东北的利国即设置铁官，“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开采铜铁，铸剑制镜，名扬海内外。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降低了民间私营冶铁业的税率，苏轼任太守时，徐州“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银巨万”，“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

徐州数千人的冶铁队伍，每年向北宋政府纳铁三十万斤，是国内举足轻重的炼铁基地，盛极一时。

炼铁需要燃料，然而“彭城旧无石炭”。

由于长期过量砍伐，北宋时，“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

木柴、木炭供应严重不足，给冶铁业带来了很大困难，极大限制了生产规模。

今天，徐州以产煤铁为人熟知。

但自古到北宋，徐州丰富的煤炭资源无人知晓，更不知开发利用，直到苏轼出现。

在水患之后的那个冬天，粮食歉收，薪柴奇缺。

祸不单行，是年冬天连降大雪，以致“千里禾麻一半空”。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石炭》）

凛冽的北风冰裂了小腿，徐州百姓无燃料取暖，官吏日暮时对着半捆湿柴不能举灶。苦不堪言。

苏轼焦灼万分。

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苏轼派人对徐州地理进行考察。

经过艰苦的勘察，终于在徐州西南发现了煤炭。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此即后来著名的白土寨煤矿。

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1491年，欧洲尚无使用煤炭的史料记载，苏轼发现石炭并加以利用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

发现石炭后，徐州人欢呼雀跃：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石炭》）

煤炭的开采一举三得。

解决了徐州人的燃料需求，促进了徐州林业、冶金业的发展，巩固了国防。

不仅解决资源和技术，苏轼还戮力为徐州铁矿发展扫清障碍。

因地方保护，“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

苏轼于是上书神宗，为民请命，乞解利国监铁器北销之禁。

如今，徐州煤矿和利国铁矿仍然存在，九百多年前苏东坡“遣人访石炭”的功泽至今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