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一个人的才情有多高，一个人的寂寞就有多深。

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当春风初起，徐州迎来了一位诗情纵横、才华卓绝而又失意落寞的太守。

他来到徐州，没有赋诗，却建造了一座楼。

一座黄色的楼。

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

元丰元年（1078），徐州新修的东门上新建了一座高达十丈的斗拱飞檐式的楼阁。楼成，太守命人用黄泥涂饰，名曰“黄楼”。

黄楼落成后的那个重阳，太守在楼上大宴宾客，三十多位名士受邀登楼宴游。

站在黄楼上，“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朝来白雾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

徐州太守是谁？他何出此言？

往下读，在这首诗歌里似乎还能听到黄河的奔涌咆哮：“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九日黄楼作》）

是的，黄河在咆哮。

雷鸣般的水声，裹沙带泥的翻滚的河水，许多生命在咆哮声中挣扎。

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从澶州曹村埽决口，波及45县，淹没农田3000万亩。一个多月之后，河水冲及徐州城下。再一个月后，河水凡二丈八尺九寸，自徐州东西北三面触山而上，皆浊流无复清水。

当时的徐州太守是苏轼。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到达徐州。

从那刻起，他将知守徐州直到元丰二年（1079）三月。在这23个月里，将有一次可怕的水患降临徐州，而苏轼将同徐州百姓一起经历生死的恐惧与抗争。

诗人苏轼将如何处变不惊？如何带领他的子民抗击汹涌的命运？

他将成功？

还是一败涂地？

这次黄河决口的凶险来临之前，苏轼其实正经历着自己仕途生涯的忧险。

当时他的政治处境极为微妙。

熙宁九年（1076），苏轼两年密州知州任满，十二月，诏命苏轼以祠部元外郎直史馆知河中府。

原本，这也算正常的工作调动。于是熙宁十年（1077）二月，苏轼按惯例到京城向皇帝汇报工作。

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苏轼到达城门，刚要将双腿迈进他渴望已久的都城，却被拦住了。守城者奉命阻止，理由语焉不详。

苏轼内心一片茫然。他不得不临时寓居范镇东园。

这非比寻常。

苏轼做错了什么？神宗皇帝何以拒而不见？无人能解。

唯一清楚的是，神宗内心也一片茫然。

此时朝廷变法已成定局，变法派终于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和走向。

但朝廷却也同时陷入困境——变法派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再也没有复任。而他的政治继承人吕惠卿也已离开朝廷。

此时的宰相为吴充、王珪，此二人缺乏改革精神。

王珪每天做三件事说三句话。

呈送奏章时跪请“取圣旨”，奏章阅批后跪接“领圣旨”，出宫时曰“已得圣旨矣”。人称“三旨宰相”。

王珪居相位16年，事事依旨而行，只管上传下达，无所建树。

神宗皇帝如今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推进变法，尴尬而骑虎难下。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一直对变法持异议的苏轼在此时此刻的出现，真是不合时宜也不知好歹。

也许是迁怒，苏轼新年后赶赴河中至陈桥驿，又忽然受命改差徐州。

拒绝召见，中途改差，这样始料未及的遭遇，苏轼不能不感到难堪和受挫。

他叹息：“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徐州谢上表》）

苏轼像屈原一般失意。

这位一向直言不讳评论朝政的大才子，并不懂得便宜行事，顾忌皇上的好恶。

他敬重推行变法的皇帝，却又反对变法，仿佛处处与皇帝作对。

神宗生气。苏轼则满腹委屈。

虽然在写给文与可的信中他不断自我宽慰：

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复挈而东。仕宦本不择地，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

但很显然，苏轼是越来越被朝廷放逐而疏远了。

心中悲苦的河流正在决堤。

而苏轼到徐州三个月后，黄河也决堤了。

黄河野性难驯，自古便“善淤、善决、善徙”。

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泛滥决口改道1500多次。而黄河流经徐州757年，其间徐州人饱受其害。

徐州西、北、东三面临水，当获水与泅水之交，南有云龙山，东有子房山，西北有九里山。

“山包城，城包山。”

这种襟山带水的地理环境，是远古氏族部落定居和谋取生活资料的理想场所，但无形中为水患制造了便利。

熙宁十年（1077）的这次决堤，令徐州城岌岌可危，然而也使徐州百姓目睹太守一颗勇敢的心。

这是一次可怕的决堤。

黄河翻腾咆哮，来势凶猛：“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答吕梁仲屯田》）

水高于徐州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七十余日不退”。

无论贫富，人们一哄而散：“坐观儒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答吕梁仲屯田》）

所有人都感到害怕。

苏轼不怕。

当洪水到来的那一刻，他已决心置生死于度外，像汉时方郡太守王尊那样“以身填堤”。

面对滔天洪水，诗人苏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沉着理性、坚定乐观而善于变通的太守。

面对震恐的民众，他立刻意识到第一是稳定民心。

已有许多富人“争出避水”，苏轼果断下令禁止任何人出城，并强令已出城者返回城里。

他说：“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敦厚的诗人也有强硬的一面。

洪水如此凶猛，苏轼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

他竟然调动了军队。

依宋制，知州无权调动禁军。宋太祖当年依靠军队政变而取得帝位，从此“杯酒释兵权”，故有宋一代军队属于皇帝的禁脔，地方官决不能随意调动。

但苏轼不顾性命与政治的双重危险、满身泥浆地出现在武卫营。所有官兵都惊呆了。

接下来是深深的佩服与感动。

所有官民倾力相助。

苏轼“亲荷畚锸，布衣草履”，率官兵百姓，两天之内在城东南紧急筑起一道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的护城长堤。

“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

在滔天的洪波里，整整月余，苏轼在“估庐城上”指挥，与徐州人共生死。

苏轼不顾风险的举措确保了徐州安全：“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

但平安只是暂时的，要长久无事必须彻底解除洪水的威胁。

苏轼带领工匠出城了。

在退水之后兴奋而又荒芜的日子里，他们反复勘察地形，寻找排洪的最佳途径。

最终他们的脚步在城北停了下来。

苏轼令人在城北开凿了一条引水渠，将洪水引入黄河故道。

此举果然奏效。十月初五水势渐退，十三日流归河道。

被大水包围了75天的徐州城危机解除了。

苏轼也善谋长远。

宋朝的制度是不让官员长期任职一方。

故作为任期有限的地方官，在政务上一般注重短期行为。

此时，“水退城全”，苏轼本可以“暂获息肩”，但他不。

他还要考虑“来岁之忧，方未可量”。

苏轼明白必须加固城市堤防，“保万全”以谋“百年之利”，“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

为此苏轼不惜动用自己的人脉，以私交而为公义，托朋友刘贡父之侄、时为工部户房中书官的刘奉世为修堤防拨款出力。

苏轼的努力没有白费。

元丰元年（1078）二月，朝廷拨款，苏轼随即带领徐州人完成了木岸围城工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苏辙《墓志铭》）

于是苏轼建了黄楼。

黄楼，取五行学说中的“土克水”之意。

楼成，诗人苏轼复活了。

他带着劫后余生的幸福与骄傲手书苏辙《黄楼赋》。

徐州官妓马盼盼，能写一手乱真的苏轼书法。

当时她侍墨在侧，苏轼写至“平皋衍其如席”，忽因急事离去。

马盼盼趁机续写了“山川开阖”四字。

苏轼归而见之，则大笑，仅略加润色而已。

苏轼的书法颇有造诣。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党禁稍开，《黄楼赋》碑为人注目，日夜有人拓印。

苏门弟子陈师道曾写道：“楼上当当彻夜声，与人何事有枯荣。已传纸贵咸阳市，更恐书留后世名。”（《黄楼》）

崇宁元年（1102），蔡京居相位。

次年，他下令包括苏轼在内的一些人的文集雕版“悉行焚毁”，黄楼石碑在劫而遭厄运。

当时徐州人感念苏轼，不忍毁掉《黄楼赋》碑，便悄悄将其投入城壕之中，黄楼也改名观风楼。

宣和末年，禁令松弛，苏轼真迹成珍品，富豪之家争相收藏。

时任徐州知府的苗仲先利欲熏心，命人偷偷将《黄楼赋》碑捞出，拓印墨本数千份。

随后，苗仲先故意声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将碑砸碎。

而他的拓本因此大获其利。

苏轼真迹自此无存。

文字湮灭了。

而黄楼至今巍然而立。银波萦绕，水波之中仍流转着苏轼与民共生、与民共死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