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逐渐感受到密州深切的人文之美的。

诸城之俗“好学重儒，习礼义，尚齿让”，犹有古“仁人之风”。

苏轼在密州，无论同僚、友朋、文人、员外、百姓，都相处和谐。

他不但与诸城人州学教授赵杲卿及在家赋闲的太常博士乔叙等过从甚密、诗酒往来，与当地的居民关系也十分亲密。

百姓喜欢这位亲切的知州，每当有了新鲜事儿，总愿意告诉他。

城西的牡丹花开，东武故城中沟渎圮坏乱石无数，马耳、常山的风雨和天晴，这些都是苏轼与百姓间喜闻乐见之琐事。

尽管整日奔走政务，密州百姓似乎天然地了解知州隐秘的诗情。

一次，城里的田员外和城外的贺秀才特地将新开的牡丹花送给苏轼，这使苏轼十分快乐，直言“不愁家四壁，自有锦千堆”。（《谢郡人田贺二先生献花》）

熙宁九年（1076）三月，微雨过后，长林翠鸟、卧红堆碧的暮春，苏轼与同僚友人在诸城城南的流杯亭举行了一次“流杯”雅集。

苏轼与众人“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满江红》），心情愉悦。

这样的愉悦在密州如此难得，以致这年十二月，苏轼将离密州，仍对流杯亭恋恋不舍，“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别东武流杯》）

要等到真正进入密州的生活内核，苏轼才明白在困窘之外，密州带给自己的如牡丹般的坦**欢欣。

苏轼自称“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

“来到密州后，东武拙于藻饰之俗”，正与他的个性相一致，这使他感到格外亲切。

所谓“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苏轼与密州人现在是真正和谐而相亲了。

密州人尚文，苏辙为密州的梓橦帝君祠书额说“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除儒学外，其他各家思想在密州也传播广泛。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盖公便是胶西人。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访盖公：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密州地区既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而盖公又曾教于高密、胶西一带，则黄老之学在密州一带广为传播。

苏轼守密州后，对盖公十分向往。

他曾幻想“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盖公堂记》）

苏轼于是“师其言”，并修建“盖公堂”，仿曹参而“避正堂以舍盖公”。

密州人也好佛。

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玉盘盂二首并序》）

密州的长廊古寺，多有名花。

苏轼很欣赏佛教与花市的结合。

居密州期间，曾根据当地士民要求，迎请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长老惠皋至诸城石城院开堂说法，并亲撰《密州请皋长老疏》一篇。

当时诸城名士霍郎中、陈郎中、褚郎中、宋驾部、傅虞部、乔太博及莒县百姓等皆参与其盛。

苏轼思想开通，融儒、道、佛等多种成分，而密州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对于苏轼而言则再自在不过。

苏轼从杭州来密州，仿佛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盗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

从安逸到劳顿，没有人会感到快乐。

然而一年后，苏轼竟然胖了，白发也渐渐转青。

这转变，正如密州之于苏轼的转变。

苏轼来密州的路上，怀着一种凄凉的心情，入境之后方渐渐平静。

待到“处之期年”，他已“乐其风俗之淳”。

而当他将要离开密州时，则已“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了。（《留别雩泉》）

苏轼的过人之处，也是他所特别令人喜爱欣赏的一点，是他的一切理想化的精神总能落到物质的现实中，并以其实在和超越性令人钦佩，即所谓“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在密州的两年，密州的古朴、自然，豪壮、超迈，以及朴野、淳厚，使他渐渐获得超然的心境。

这心境，自他不遗余力整治蝗灾旱灾及人祸而初获成绩之后，开始整顿内心时变得更为清晰。

这心境的明证便是超然台的修缮。

超然台是密州城西北城墙上的一座旧台。

苏轼“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揽，放意肆志焉”。

密州贫穷，苏轼此次的修缮计划其实很简单，大概系采伐高密、安丘之木“稍葺新之”，修缮之处包括了他起居之西斋，斋附近之西园，西园附近之超然台。

超然台很合苏轼心意。“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超然台记》）

超然台的名字是苏辙起的。

当时，苏辙在齐州掌书记任上。

他太了解苏轼，在看不见苏轼诗情的日子里，对身陷密州困顿的兄长一直十分担忧。

直到得知苏轼葺成该台，苏辙才放下心来。

他立刻作《超然台赋》赞赏兄长此举，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文意，命为超然台，其意在期望苏轼超然物外、无往不乐。

一时间，名宦硕儒附唱超然台。

司马光、张耒、鲜于侁、文同、李清臣、文彦博等人皆有唱和。

超然台从此成为苏轼密州游乐宴饮、赋诗吟怀之所在。

他频频与友人在台上游乐宴饮，也常在超然台上远眺。

站在超然台上，往南能看到距离密州州城不远的马耳、常山、卢山。卢山因秦博士卢敖避居得名，俗传卢敖即于此山得道，至今“有仙人居之”。

超然台成为苏轼在密州的文化圣地，也成为苏轼公务之余、困窘之间，远离尘世是非困顿、物我相化自得其乐的一块超然之地。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以光。

有了超然台，苏轼终于过上了登高远眺、放意肆志的生活。

熙宁八年（1075）正月五更时刻，苏轼在超然台听雪、看雪、扫雪：“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

熙宁九年（1076）寒食后，苏轼登台游览，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了乡思：“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

忧伤的上阕，坦然的下阕，其中虽然萦绕无奈，却也有份豪气的超然。

熙宁九年（1076）七月五日，苏轼病中登台，看密州秋色，为丰实所喜：“秋来未云几，风日已清亮。云间耸孤翠，林表浮远涨。新枣渐堪剥，晚瓜犹可饷。”（《七月五日二首》其二）

同时因病中感时光无常，觉悟人生须体味当下：“西风送落日，万窍含凄怆。念当急行乐，白发不汝放。”

这一重感悟，也含有超越人生苦寂的超然。

在春色迷离的暮春或是中秋月圆、困病缠身的日子，苏轼时来台上登高远眺、吟咏抒怀。

超然台仿佛有种魔力。

在这台上，苏轼心中对人生短暂倏忽的哀伤，最后总被智慧而理性的抚慰纾解，最终归于豁达超脱。

超然台安放着苏轼痛苦而伟大的灵魂。

在密州的超然台上，苏轼写出了特别为人称道的“密州三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三首苏轼特别出色的作品，皆作于特别穷困而悲伤的密州。

此前人世的数番打击，在苏轼的心灵上起了怎样的回响，那是我们无法去界定的。

然而，这种打击显然并未奏效，反而激发了这颗伟大灵魂的反抗。

诚然，他也有许多灰色的情绪，例如消沉，例如愤恨，甚至失望。

然而，他从未被打倒。他在这一重击之下，灵魂得了一次飞扬，因而获得了精神上的另一种超越。

或许因此，超然台才能创造出超然不凡的密州苏轼。

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之夜注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美好而令人追想的一个夜晚。

苏轼独自登上超然台赏月，“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

在这首旷世之词中，苏轼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赋予了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既有“我欲乘风归去”的遁世厌世之念，又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达观。

全词格调狂放而又深挚，写尽了世人对于人生复杂深刻的情感。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苏轼这首写中秋的词，使世上所有试图用文字来表达人类普遍情意的人丧失了希望，因再也没有人能把人世的悲欢与自然的圆缺说得这样哀伤美好。

也使世上所有在对月怀人之际无以言表的人都找到了最贴切的语言，获得了最熨帖的心灵安慰。

苏轼的词，意境阔大固然为后人称道，而真正使他为后人称道的，应当是他那得以写出非一般境界词作之下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阔大胸怀。

这个热情似火的胸怀里，多的是对一切生命的热爱和怜悯。

他对世界的观想是一种宇宙式的观想，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人的思想要超乎他所在的物质存在之上，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在苏轼，则纯乎是种天性。

他的性情，如同故乡的玻璃江水，总在永远的奔腾中福至心灵般地显露出事物和世界的本质。

词的上阕，苏轼的思绪，首先飘向中秋之月所在的茫茫上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那时，人们对于上空的概念非常模糊，更多的认为那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人世间之外的一切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故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

故而，苏轼对着青天，问出了“今夕是何年”之语。

这句追问看似普通，却大有苏氏独特的豪情。

同时这也并非一句茫然无绪的追问，并无卑微者的胆怯与担忧。因这上空，对普通人是虚空，但对苏轼而言，却仿佛是他的来处，是毫不陌生而仿佛深知根底的。

紧接着，苏轼的精神便开始了他的自由之旅：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这样的飞舞，虽然是在人间，却也是在那飘渺的上空的精神远游。

于是，在苏轼的词句中，天上与人间，已合二为一难以分辨了。

下阕专写月亮。

在全部的月亮中，唯有中秋之月令人倍觉伤感。

这夜的月亮充满灵性，它照耀着朱红色的楼阁，照耀了美丽的窗棂，也照耀着离人的无眠。

然而，这夜的月亮也是残酷的，它明知人间各种悲伤，却忍心此夜团圆，而令世人触景伤情。

最后，苏轼再度勃发了他的豪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同样还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首《江城子》，那是一个全中国人都为之叹息的梦。

那些“尘满面，鬓如霜”，那些“纵使相逢应不识”，“夜来幽梦忽还乡”，“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对去世妻子的诚挚怀念，对自幼相伴的兄弟的深切思念，现实中诸多不如意勾起了种种怀旧之情，那是所有中国人的内心的风尘。

密州民间有狩猎之俗，苏轼也因此有了一生中一次壮观的狩猎活动，这就是《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由来。

当时狩猎的场面十分壮观：“黄茅冈下出长围”、“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在此种浓烈的气氛之中，苏轼不禁“老夫聊发少年狂”。

此一首词之重要，在于刻画了呼之欲出的太守形象：

且看其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意气风发，其“狂”实不减少年，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更展现了太守胸怀大志、慷慨报国的英姿。

这在以前只有诗文中才出现的形象，被苏轼用词成功地刻画出来，“无疑是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

苏轼自己对这首词也很满意。

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曾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传统的花间词作，也许偶有风流公子或落拓文人的影子，然而词史上第一个以健笔粗毫创造出英气勃勃的形象的当属苏轼。

《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豪情之下有不为世用的惆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更多的则是超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对密州苏轼而言，“超然”是政治、哲学、道德、人生、艺术等一切领域和形式上的超然。

这便是苏轼，在任何境地之下依然保持饱满的创造力和想象的苏轼，他的水一般的灵性、火一般的炽烈支撑了困境中的超然。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苏轼任满离密。

离开前夕，他在超然台上流连不去，又去流杯亭、常山雩泉对自然道别。

这曾经令他难过之地，如今却使他难舍：“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江城子》）

自密州赴京途中，苏轼仍念念不忘、不断回想：“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海风吹碎碧琉璃，时见三山白银阙。”（《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

密州人也未忘怀苏轼。

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赴登州途中路过密州。

元丰八年（1085）六月，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的苏轼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十月，他赴登途中特意经过密州，密人闻之，纷纷携幼扶老迎于道旁。

这时的苏轼，曾辗转徐州、湖州、黄州等地，经受了“乌台诗案”的迫害和贬谪黄州的困苦。“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

久别重逢，密州人给了他一如十年前的温暖。“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

这温暖令他想起从前离开密州时，天寒地冻，途中遇山中儿童拍手相问归期。“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

这次密州短暂停留，苏轼造访了昔日故交，重游了常山、超然台等旧地，在人世变迁中重温了真挚动人的感情。

自此以后，苏轼再也没有来过密州，再也没有登临超然台，然而密州超然台在苏轼心中却永远影像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