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如今似乎失去了朝廷的信任。

密州前后，他在东京都受到冷落，并在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眼中留下“苏轼非佳士”的深刻成见。

知密期间，许多试图帮助他入为近侍的举荐均石沉大海。

密州任职结束，依照朝廷惯例，苏轼应到京城向皇帝汇报工作，然而却被生生挡在了城门外。

之后，原命知河中府突然改知徐州。

两年后更是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新党的排挤变本加厉，皇帝的猜疑、不信任依然如故，苏轼在政治上看不到任何曙光。

他的心是灰暗的，充满矛盾。

苏轼的思想深处，一贯因儒家积极用世思想与道家超然物外思想共存而有巨大的矛盾，密州的诸般困窘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冲突。

人在什么时候会痛苦？

——当境遇与才能不匹配。

才能配不上境遇，人会对自己产生强大的不确定感，会自卑，会怀疑。

境遇配不上才能，人也会对自己产生强大的不确定感，会自卑，会怀疑。

真是讽刺。

然而苏轼非常自信，他从不妄自菲薄。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

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鲸鲵犹未掩，草中狐兔不须惊。（《和梅户曹会猎铁沟》）

他渴望尽忠职守、报答明主：

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次韵章传道喜雨》）

虽然，不受重用，甚至遭到猜忌、排挤，他也会牢骚满腹、说说反话：

嗟我本何人，麋鹿强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浅屡言深。（《和潞公超然台次韵》）

仰看鸾鹄刺天飞，富贵功名老不思。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和晁同年九日见寄》）

苏轼委屈的根源就像屈原，是因为皇帝“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那个从小就想作范滂的苏轼还在。

他依然以天下为己任，无法“袖手何妨闲处看”。

不但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不可能超然，对职责范围外的事情也难以超然：“安南代北骚然，愚智共忧，而吾徒独在闲处，虽知天幸，然忧愧深矣。”

“归还是不归？”

就像哈姆雷特在“生存还是死亡”面前的抉择一样，缠绕苏轼一生。

苏轼在仕宦的各个阶段都曾向往归田，密州不如意的处境使这情怀更甚：

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倦游行老矣，旧隐赋归哉。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庐山五咏·障日峰》）

吾庐想见无限好，客子倦游胡不归。（《和子由四首·首夏官舍即事》）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寄黎眉州》）

在与亲友通信中，苏轼也常常流露这样的愿望：“此任满日，舍弟亦解罢，当求乡里一任，与之西还。近制既得连任蜀中，遂可归老守死坟墓矣。心貌衰老，不复往日，惟念斗酒只鸡，与亲旧相从耳。”

“但时登高，西南引领，即怅然终日……他日粗可奉陪于瑞草桥，路上放歌倒载也。”

“轼近乞齐州，不行。今年冬官满，子由亦得替，当与之偕入京，力求乡郡谋归耳。”

苏轼自发地借助道家思想自我安慰。

苏轼有一种能耐，使他具备强大的自我开解能量。

他永远善于把自己或人生放在广袤的时间、空间中，从更宽阔的时空里寻求解脱。

——忧虑吗？忧心忡忡。

但他会忽然灵魂出窍，仿佛在身外看待自己的一生。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

他看到人之一生必半生忧患，无人例外，如同命运和神祇的安排，于是，他释然了：“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烦恼吗？闷闷不乐。

但他会悄然穿越时空，似乎回到历史的回环往复里，看那些与自己相似的文人雅士，有过与自己相同的豪情逸趣，而今物是人非，徒留旧痕，“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满江红·东武会流怀亭》）

于是，他坦然了。

——痛苦吗？痛不欲生。

但他会干脆想到最可怕的结局，想到死亡，想到彻底结束，想到无可挽回的人人一般的结局。

一切都会灰飞烟灭。“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于是，他淡然了。

这就是苏轼。

倔强的、却又通透的苏轼。

他仿佛是自身的解药，使一切痛苦痊愈。

助他痊愈的，还有酒。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杯酒忽相思，云山隔。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

还有果腹的菊。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贪？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后杞菊赋》）

在齐生死、等贵贱中为自己的落寞寻到心理平衡，这就是苏轼治疗政治失意的一剂药方，虽然苦涩，却往往有效。

在密州的生活继续着。

愁苦之中，如能身外化身、冷眼旁观，也不失为一种超然。

然而苏轼并无这样的幸运，他的一生仿佛是被命运追逐的一生。

作为一地的行政主管，密州当时面临天灾、人祸、盗贼渐炽等各种急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使他不可能超然、冷眼旁观。

他也不肯超然事外。

他始终记得恩师欧阳修说过：“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苏轼始终关心民瘼，留心政事。

“岁凶民贫，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

何况，心底里，苏轼未尝不深深感激仁宗对他的举拔和神宗在变法初期对他的信任，而时时思报君恩于万一。

苏轼投入密州艰辛的政务里，几乎筋疲力尽。

他亲自带领民众捕蝗，去常山祈雨，为了解民情甚至“雪夜独宿柏山庵”。

当时朝廷和地方州县为鼓励民众灭蝗，根据民众交给官府所捕蝗子的多少发放一定的米粮给以奖励，并将捕得的蝗虫和蝗子用“乘畀炎火”和“荷锄散掘”的古法烧死或坑埋。

苏轼带领民众全力灭蝗，“得蝗子八千余斛”并窖于县前。

按“率以一升完一亩”的比率计算，苏轼此项成果使80多万亩农田免受蝗灾的破坏。

然而官府的救灾米粮有限，密州干旱如此严重，捕蝗也不能抵挡住持续干旱带来的饥荒。“从来蝗旱必相资”，若要抵御旱蝗，必须依靠降水的增加。

于是苏轼又率百姓奔赴常山祈雨。

旱灾祈雨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政府对祈雨有明确规定：“旱甚，则修雩，秋分以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

宋朝政府更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旱灾祈雨体系。

常山，“直州之南二十里而近，地志以为祈雨而常应，故名曰‘常山’。”

苏轼先后四次上常山祈雨。

第一次祈雨非常灵验。

熙宁八年（1075）四月，苏轼许下了“若时雨沾洽，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的承诺。

“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不独生”。

然而“一雨之后，弥月不继。百里之外，蝝生如初”。

苏轼随后三次祈雨。

时灵时不灵。

有时“虽尝一雨”，但“不及肤寸”。

有时则完全被神无视，“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穈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旱情依然十分严重。

大气降雨受自然规律控制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是很难改变的，祈雨不过是旱灾中宋代地方政府的一项必然举措。

我们无法揣测苏轼是否发自内心地相信祈祷的力量，然而，知州的虔诚毕竟还是安慰了民心。

但这不够。

于是苏轼开始思考请求朝廷支援。

策略之一是请求免税。

苏轼作为密州知州，既是朝廷派出的地方治理官员，又承担着征缴国家赋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多重使命。

苏轼重视民生，面对密州严重灾情，他主张用国家调控的方式，省去不必要的征收，保证地方赈灾需要。

苏轼更深知，只有减缓赋税，小民才“不致大段失所”，强盗才不会迅速增多，社会才能避免“人祸”，保持稳定。

京东地区是宋代海盐的重要产区，密州的涛雒场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盐场之一，政府在此设置场务经营盐场，严禁私人贩卖食盐。

但当时旱蝗灾害并起，治安败坏，密州“一年，比租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朝廷和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从盐课的增长中获利，百姓则“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

于是苏轼提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禁止官方榷盐，适当地允许百姓贩盐。

在苏轼看来，有限度地减免小商小贩的盐税不仅有助于百姓渡过灾荒，盗贼为患程度也会随之减轻，大盐商的食盐销路也更加畅通，国家的盐税收入也“必无大亏之理”。

即使略有亏损，却能换来河北京东地区的社会稳定。

何况，在严重的灾情面前，朝廷即使“特出一二十万贯见钱，散与人户”，其结果也只能是“人得一贯，只及二十万人”。

而“一贯之钱，亦未能济其性命”，良民为盗的局面却得不到控制，最终还是“人祸”为患，危及朝廷。

在治事方面，苏轼务实而果敢，头脑灵活不拘一格。

当时密州有盗贼作案，安抚司派了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捕捉，然而兵卒如强盗一般凶暴横行，竟诬陷百姓家中藏有宫禁之物，以此闯入而至争斗杀人。

之后这群暴戾的兵卒畏罪逃散，情急之下，颇有作乱之势。

百姓非常恐惧。

苏轼事先已知此事，然而当百姓跑来禀告时，他故意将控诉书扔在地上看也不看，貌似不在意地回应：“必不致此。”

苏轼敷衍的态度使逃散的兵卒放松了警惕，也使他们在惊恐中生出的“铤而走险”的蛮暴之心逐渐淡了。

随后苏轼派人慢慢将这些凶暴的兵卒招引出来，逐一杀掉了。

如此举重若轻。

我们也能从苏轼在密州做的另一件事领悟当一个伟大的人同时拥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时，能如何使世界的冰凉融解。

因灾荒无力养活，密州很多百姓悄悄抛弃孩子。

苏轼非常痛心。

于是盘查官库中用于劝家的粮食，拿出剩余的数百石另外储存，专门用来收养遗弃的孤儿，每月供给六斗。

一年之后，抱养者与婴儿，都有父母之爱，弃婴遂不至流离失所，如此救活的婴儿有几十人之多。

治蝗、祈雨、灭盗、活婴，在密州的困苦里，苏轼依然完成了一个人和一个有良知的官吏所能够完成的一切。

蝗虫扑面、磨刀捕寇、洒涕拾孩，密州山水村店到处留下苏轼的足迹。

尽管自己身在阴霾之中，尽管为郡鲜欢，尽管章台已远，苏轼却永远给身边人带去温暖与光明。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

苏轼因此获得了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