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即将任职密州知州。

苏轼父子三人对《易》学极感兴趣，曾共同研讨学习，苏轼还遵照老父的遗嘱亲自执笔撰写《苏氏易传》。

嘉祐二年（1057）的礼部试中，苏轼就是以《春秋》对义居第一的。

这些使苏轼对人文渊薮密州有诸多想象和期待。

然而人生中，想象和期待总会事与愿违。

苏轼不知道，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密州，降水由东南沿海向西北逐渐减少，旱涝灾害较为频繁，未来两年，他将不得不时时面对干燥的空气和田野、铺天盖地的蝗虫以及腹中空空。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自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与他同行的还有满腹在王安石变法阴影之下的郁郁不得志。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韩绛为相，吕惠卿参知政事。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六月，颁行王安石《诗》《书》《周礼》新义于学宮。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以吴充、王珪为相，冯京参知政事。

王安石的两度沉浮，证实了变法碰到的困难和危机，也证实了宋神宗的犹豫不决、皇恩的变幻莫测。

然而，尽管王安石不再是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但他掀起的变法之巨浪以及由此而来的朝廷、社会巨大变革仍在继续。

轻轻地他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现在神宗身边是韩绛、吕惠卿、吴充、王珪。

此一帮人对变法的态度，像王安石一样热切，却并不像王安石一样为着国力强大，不过是借以捞取政治利益。

此前王安石对苏轼的打压，只是嫉恨惧怕其对变法的反对及破坏力，为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清除异己而已。

如今，吕惠卿、王珪等辈对苏轼的成见、敌视、排挤则更多是出于私欲。

苏轼的政治处境比之前更加不安。

黑暗和风暴仍在继续。

熙宁四年（1071）出为杭州通判的放逐，判杭三年不得调任升迁——苏轼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遂申请调往山东，“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

苏轼对政治产生了恐惧。

在《密州谢上表》中，苏轼自称“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而在《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他则表示：“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

既然回朝廷无望，他决定去一个离苏子由更近的地方任职。

故乡遥远，前程未卜，只有亲情可以温暖他的彷徨。

从繁华的江南前往凄凉荒落的密州，苏轼心情消沉。

他在自杭赴密的路上逆风而行，无比伤感。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

那真是一段黑暗孤单的旅程。

山野中孤零零的旅店，如同此刻在巨大政治山谷深渊的自己。

苏轼走在臆想中的低谷里，墨色中传来单调而孤独的鸡鸣使他惊悚不已。

这天夜里，苏轼做了一个梦，梦见和亲爱的弟弟子由以及永远沉着、胸有城府的父亲一起。梦里他们仍在东京，周遭友好，内心安宁。

那时，他们是全天下最有才华的父子三人，他们的光芒使一切尘世才能黯然失色。

跟着，苏轼醒了。

眼前仍是黑暗，足下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忐忑。

那两个踌躇满志的少年不见了，父亲已经长眠不可知的地底，手足分离，宦海险恶。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都化为沧海中的浪花，瞬间消逝了。

苏轼叹了口气，情不自禁裹紧衣衫。

没有什么比在仓皇旅途的梦境中忽然醒来更令人惊慌失措。

月光依然明亮，然而这明亮如同清晨的霜露令苏轼备觉寒冷。

“世路无穷”而“劳生有限”，胸有万卷妄想“致君尧舜”但不被重用，亲朋四散，举目无亲。

满目黑暗里看不见星星。

这就是苏轼踏进密州境内时的心情。

然而命运还会更坏。

映入眼中的是一群显而易见深陷愁苦的贫困百姓。

他们正“以蒿蔓裹蝗虫而埋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此时的密州，正陷入可怕的蝗灾与旱灾。

百姓看着苏轼，脸上满是怀疑和麻木。

他们只能怀疑和麻木。

“自今岁（1074）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

密州旱情严重致密州农业生产几乎全废，伴随旱灾而来的蝗灾，更使“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

此即苏轼首次作为行政主管所面临的治理环境：“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而且“民物椎鲁，过客稀少”，天灾、人祸、频仍的治安隐患。

这使苏轼苦笑。

苏轼担忧吗？自然，但他并不害怕。

他立刻投入到繁琐而真实的政务中。

圣意难测，神宗的眷顾与否难以预料，但与水旱蝗虫的战斗，苏轼却有一千条计策。

蝗旱相连，灾难已经无可避免且开始蔓延。

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如行远道，百里一宿。苟无舍馆，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靡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五日不雨，民在坑谷。

密州处处流殍。

苏轼的第一个举措是停止实施新法。

这真是漂亮而危险的决定。

当时主要推行的榷盐法、方田均税法和手实法。

据苏轼分析，新法扰民，扰民则为人祸。特别是手实法不仅扰民，简直无异于逼民造反。

方田均税不方不均。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里直言不讳：“方田均税之患……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

而“手实法”更使奸猾者得赏。

所谓“手实法”，就是让百姓自报户口财产以征税，隐瞒者受罚。

“手实法”的弊病，苏轼举了个例子。

他说：“近者军器监须牛皮，亦用告赏，农民丧牛甚于丧子，老弱妇女之家，报官稍缓，则挞而责之钱数十千，以与浮浪之人，其归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

不顾全国雷厉风行变法的形势，不怕大司农的权势，苏轼胆大妄为，毅然抵制新法。

密州百姓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笑容。他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盗贼还是苏轼的心腹大患。

当一向强悍的民风遇上连年蝗旱灾祸，密州的氛围顿时变得紧张。

说好的山水人文呢？说好的淳朴友善呢？

比起生存，这些都显得空洞遥远。

密州太守的生存也同样窘迫不堪。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寄刘孝叔》）

如果十日不生烟的厨房也能称为厨房，这世上便有一种厨房叫密州太守的厨房。

不是公务繁忙无暇顾及，是无米下炊。

太守如此，百姓又如何？

苏轼在密州吃什么？

吃菊。

今天，我们读苏轼的《后杞菊赋》，看他这样描述饥饿当前如何食菊饱腹：“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

“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长年以花草为充饥之物，则一切浪漫化为乌有，一切本当惬意的笑皆为无奈。

苏轼从“酒食地狱”的杭州来到几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密州，一时有说不出的寂寞。

这种寂寞如夜色时分的密州山城，无法抵御。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蝶恋花·密州上元》）

再也没有钱塘美丽的灯火，再也没有色彩斑斓的声乐，再也没有芳鲜的饮食，没有智慧的上人，没有江南柔媚无限的风味。

真的，什么都没有。

密州只有满目粗山与俗水，简陋破败的寺庙、粗野的僧人。不合口味的粟饭，味道古怪的酸酱，苏轼寂寞极了。

这寂寞如此真切并令人肚饿，苏轼想起杭州的时日，几乎凌乱了：“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寄吕穆仲寺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