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五十四岁的苏轼，两鬓风霜，以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兼浙西路兵马铃辖再次来到杭州。

这次任职直至元祐六年（1091）三月，历时近两年。

如同数年之前，杭州似乎是苏轼一生中最能容纳他的伤心、失意的所在。

苏轼前后两次到杭州任职，都是由于不安于朝而被迫乞外任。

第一次因批评王安石新法，引起新派疑忌而“惧祸乞出”。

第二次则因与司马光在“尽废新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受到旧派排挤，又连上章疏力求补外。

无论赞成或反对，苏轼与“新法”始终格格不入。

每当此时，命运便将杭州温情的山水交付苏轼，使他壮年倅杭时被变法派驱逐的孤单郁闷，十几年后不见容于保守派的深沉愤慨得以暂时纾解。

阔别杭州十五年，此时的苏轼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

当他故地重游，见万松岭上寒梅独放，抚今追昔，深觉苍凉：“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三）

苏轼如老梅，铁骨仍在，却似万松岭上一枝独开，内心沉淀了太多的复杂感受。

这时的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再经各地辗转，也许杭州温和的风情已经不再像十五年前那样足以抚慰了。

也或许，苏轼已经接受了自己在宦海中无解的结局并跳脱出来不再自怨自艾。

总之，接下来的时光里，苏轼不谈风月。

在这番任职知州的两年里，他凭着当今高太后的支持，借助手中的地方军政大权，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到政事上，多有建树。

元祐四年（1089），苏轼刚到杭州即遭逢严重的自然灾害。

杭州冬春水涝，早稻无法下种；五、六月以来又闹旱灾，刚刚种下的晚稻也收成无望，早晚两季都受损失，“民之艰食，无甚今岁。”

早在熙宁八年（1075）杭州曾发生过一次类似灾荒，当时“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

为防止惨祸再现及饥民铤而走险，苏轼一面请求缓交本路部分上供米，并求赈济，一面将官米减价出售，使灾情得以缓和。

不料，次年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灾情“甚于去年”。

苏轼忧心如焚。

更令苏轼难以忍受的，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务献谄，不仅讳言灾伤，并且报告朝廷，本春无人死、声称丰收，要求收回赈济钱粮。

更有甚者，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辞状，以致踏死四十余人。

苏轼忍无可忍。

自七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四个月内连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第二、第三、第四状六道表状给朝廷。

在这些表状中，他向朝廷反复阐扬了有备无患的思想，强调“先事处置之力”，呼吁朝廷必须急速采取行动：“仁圣在上，理无不救。”

与此同时，他又写信给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向他申述灾情，请求尽快施行积极措施。

当时，“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争言无灾，或言有灾而不甚。”

唯苏轼一人，“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为全活浙西一路亿万性命，苦苦支撑。

道道奏状、书信如同他内心的热烈情感，字字令人堕泪。

赈灾之余，苏轼依然重视水利，他主持开通了茅山、盐桥两河，使大运河和钱塘江之间航运得以畅通。

苏轼这样躬身政事，几乎使西湖与钱塘感到了寂寞。

直到苏轼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一点点堆成横跨南北的苏堤，又不遗余力堤上建六桥，堤边种芙蓉、桃、柳，诗人苏轼才在西湖新鲜的模样和记忆中重来了。

苏轼终于再会了诗意，也再度会晤了他的方外友人。

此时，惠勤化去已久，辩才也年事已高，清顺、可久依然在祥符寺苦苦而沉默地修行。

苏轼认为“雄豪而妙苦而腆”的两位诗僧思聪、仲殊，以及净慈寺的大小本即圆照禅师宗本和大通禅师善本仍继续与苏轼往还。

故人已辞。

即或仍在，彼此都已经不复从前，苏轼深有“人生如梦”之感：“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惘然如梦耳。”（《题王羲之敬和帖二首》之二）

此时，苏轼已很少提起“归隐”的话题。

原本，他从未真正依赖过佛法中有关来世的说辞来解脱现世的痛苦。

如今，经过重重人生，他对于个体生命无穷的形式与命运更加淡然，对于痛苦的承受和化解更为有力。

他晚年很赞同南华寺明长老的观点：“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认为遇有“儒释不谋而同者”可将世间和出世间统一起来。

这一次，苏轼不再问“隐”与“不隐”。

这是苏轼的智慧。

他只是善用方外之人而行世间之事。

元祐四年（1089），高丽僧寿介等人借祭奠杭州僧源阁黎为名来中国刺探朝廷对入贡的态度。

苏轼派“学行甚高，综练世事”的下天竺净慧禅师思义出面接待他们。

思义天天和他们讲谈佛法，实际于交谈中摸清寿介等的真实来意。苏轼根据思义提供的情况，妥善处理此事，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

苏轼第二次仕杭，原熙宁中陈述古任杭州太守时开凿的钱塘六井已经废坏。

元祐五年（1090），苏轼找到“年已七十，精力不衰”的当年负责建井者的老僧子，采用他的方案修复了六井，使“西湖之水，殆遍全城”，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修复事毕，苏轼向朝廷上《乞子珪师号状》，将功劳记在僧人名下。

“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苏轼再度来杭，政治地位、生活条件都优于前期。

然而，他的心境已经不似倅杭之时。

将近两年的时间，他的足迹竟没有离开过杭州。他不提“归隐”，却胜似“归隐”。

尽管对于命运的催逼已经习以为常，但十几年来，苏轼经受了深重的忧患和痛苦，“乌台诗案”的折磨，黄州的贬谪，不久前的元祐改制，新旧两党的夹击，使他内心开始生出“多难畏人”之感。

友人陈传道为他抱不平，直言苏轼此次出任乃“不遇”。

苏轼对此深感不安：“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答陈传道五首》之一）忧惧之心跃然纸上。

甚至偶然对友人谈及其乞外任以求“安”之用意，也要郑重其事地嘱其“密之”。

如今他时时生出悲观、虚无之心境：

须臾便陈迹、百年终鬼录。（《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

老病思归真暂寓，功名如幻终何得。（《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

出处荣枯一笑空。（《游宝云寺，得唐彦猷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昼》）

“须臾”、“如幻”与“空”。

这些词汇频频出现在苏轼的笔下与脑海。

他真心向往陶渊明与范蠡：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岺。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

清游得三昧，至乐谢五欲。（《次韵刘景文登介亭》）

笑指西南是归路，倦飞弱羽久知还。（《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

十五年后的苏轼似乎真的想要归隐了。

某衰倦早白，日夜怀归，会见之期，想亦不远。（《答杨君紊三首》之二）

某为郡粗遣，衰病怀归，日欲致仕。（《与王庆源十三首》之十三）

他甚至已设想好了归隐的步骤：“既忝侍从，理难骤去，须自藩镇乞小郡，自小郡乞宫观，然后可得也。”

想要归去的苏轼对家乡的思念也再度强烈起来：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与王元直饮酒，掇荠菜食之，甚美。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书赠王元直三首》之一）

此时的苏轼境遇颇似白居易晚年，似乎他也觉得如此。

因此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被召回朝、临离杭州时曾作绝句：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麤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二）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

向往着白居易那样怡然的结局。

其实，苏、白两人不仅出处经历相似，而且在吏治政绩、思想情趣，诗歌创作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白居易晚年休官洛阳，与僧人结香火社，诗酒娱乐二十余年，至七十五岁去世。

苏轼欲步白居易后尘，从本年五十六岁休官，如能和白氏同寿，也还可过二十年的悠闲生活，所以他说“犹有闲居二十年”。

苏轼后期杭州诗，与白居易晚期“闲适诗”有某种相似之处。

不过苏轼晚年比白居易不幸，所以他晚年的诗歌又脱离了这样的闲适意趣，呈现出更为痛楚却强烈的生命意识。

然而，终其一生，苏轼都没能真正隐去。

他毕生希求“尊主泽民”，虽然始终身陷不可测的政治漩涡，虽然曾经痛不可遏，但面对他热爱的世人、百姓，他内心的热忱从未熄灭。

他以诚挚的热爱敬献于杭州，也同时得到了杭州人民深切的爱戴。

自苏轼来去，杭州“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苏轼去了，然而，西湖明月、钱塘汹涌，苏堤上柳枝摇曳，都难忘苏轼带去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