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结交的佛门弟子、道界逸人逾百人，有些交谊非同寻常，一朝知遇，终身契合，成为苏轼宦海浮沉中重要的精神侣携，其中大部分订交于苏轼两度莅杭。

他们相互欣赏，毕生往还不绝。

北宋时，士大夫文人往往结识方外朋友。

一般朝廷重臣如杨亿、夏竦、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有不少方外之交，甚至当时的皇帝也喜与和尚道士交往。

然而佛与道，对于苏轼而言，也许更多的是一种诗性的存在。

在苏轼看来，杭州的诗意里是常有这些清绝的身影。

杭州是佛道胜地。

“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杭州“湖山胜绝，宝刹云兴，岩谷之间，颇多异人。既通名理，晓了文字”。

北宋时，西湖多诗僧。

这些幽居之人所代表的人生状态，与苏轼内心深处的某些情怀悄悄应和而共鸣，这种情怀就是“隐”。

熙宁五年（1072）六月二十七日，苏轼在望湖楼饮酒，微醺之后成七绝：“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

不同于隐朝市的“大隐”，也不同于隐樊丘的“小隐”，像白居易晚年分司东都那般“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的“中隐”是苏轼在杭州时最恰当也最适意的选择。

苏轼初到吴地便兴奋地拜访了佛门“五公”：海月慧辩大师、梵臻实相法师、辩才元净禅师、契嵩禅师和怀琏大觉禅师，后来与辩才和海月成为深交。

苏轼两次仕杭，必途经吴中诸州，尤其通判杭州时，因公出差，数次往返于湖、秀、苏、常、润诸州，毫不厌倦地造访金山、焦山、惠山、虎丘等寺院。

苏轼常翻山越岭而参禅，很快成为当地僧众最亲密的世间友人。吴越之地的名僧，十之有九与苏轼相识相交。

净慈寺的圆照禅师、灵隐寺的知长老、佛日寺的荣长老、径山寺的维琳长老、梵天寺的守诠、祥符寺的惟贤等等，都曾与苏轼诗相赠和，“杖黎芒履，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

僧道们对苏轼的到来表现出了惊喜。

苏轼已有灿烂的文名，对佛门的兴致也饱含诗情，使这些方外人士也产生了兴趣。

道士李顺，字粹老，当时隐于大涤洞天。他倾慕苏轼的文名，想结交他。

然而他并不直接拜访。

李顺寻了一幅绢，画了一片春山，题诗，却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他将画作交给樵夫，嘱他见到苏轼时相机呈送。

画终于到了苏轼手中。

苏轼十分欣赏，询问之下知是粹老所作，也不急于结交。

直到一段时日之后，两人终于偶会于湖山僧舍，相得甚欢。

这一种雅意随缘，真像雪夜访戴的随性而至。

通判官务不甚繁忙，苏轼不时读读佛书，“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或寝食湖山间，与僧侣谈禅论道。

苏轼经常去见海月大师，一再亲近海月的谈吐与智慧，“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

他去上天竺拜谒辩才大师，“见之自清凉，洗净烦恼毒。”（《赠上天竺辩才师》）

有时他也听昭素僧弹琴，觉得那至平至和的微妙之声，颇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听僧昭素琴》）

这些交谊，使苏轼获得了平静的心境，并给了他终生刻骨铭心的影响，以致在感情上始终纠缠不去。

三年后，临离杭州，苏轼与山中道友告别，下天竺惠净禅师以丑石赠行，苏轼作诗云：“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麤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三）

这一首诗，竟如谶语，预示了苏轼后来云游一般的仕宦人生。

如今，苏轼醉了便在禅**睡觉，渴了即饮禅茶：“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其一）

“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瑞鹧鸪·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

在孤山，他感受到了“兹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的安稳。

他甚至开始向往能过上虚空而美好的生活：“劣侄与时龃龉，终当舍去，相从林下也。”（《答杨君紊三首》之一）

他依然写诗不辍，却半数诗作涉及方外。

杭州的方外之境使苏轼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

苏辙曾这样描述苏轼在杭州的日子：“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至。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

苏轼也自称：“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其八）

苏轼这一种闲情，虽然难免不得其志的失落，但却有人生真正的散淡宁静意趣。

后来苏轼的诗作时而呈现一种简淡的风格，而此平易简淡其实是发端于通判杭州时的方外交游诗。

参禅悟道之人，往往重视禅家的妙悟和机锋。

这与苏轼在艺术上的理想颇有相似之处。

刘熙载《艺概》云：“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宜其舌底澜翻如是。”“空诸所有”而又“无中生有”的“机括”是禅家追求觉悟的方法，而苏轼则以此营造诗歌意境。

他写过一首《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门前歌舞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此诗是苏轼在上元节经过僧人可久的僧房，见其门前歌舞升平，而屋内风冷欲冰，一派佛家的清冷平静，由此而生出感慨所作。

“无尽灯”出自佛教《维摩诘所说经、菩萨品第四》。维摩诘言：“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

“无尽灯”本意指佛法无尽，照亮一切。

苏轼则翻出新意：可久不受门外元夕灯会歌舞的**而笃志修行，其心可比“无尽灯”，自可照亮一切，因而也就无须用琉璃灯来“闲照佛”、求佛开示了，故有“无尽本无灯”之妙悟。

此类机锋和妙悟，是苏轼方外交游诗的特点，也是苏轼与方外人士相互欣赏的灵魂栖息处。

而苏轼的灵魂，在出入世间的往还中，终于修炼得“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了。

“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自普照游二庵》）这一种尘世中的闲适，便是苏轼的“中隐”。

世与人，对苏轼而言，少了蝇营狗苟的威胁，多了看透世情人性的坦**。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

这首绝句，是苏轼对杭州内在宁静的诗意剖析与写照。

前两句里佛光的照耀，得到自由的鱼鳖，不受约束的荷花，放生的福报，不求现世利益而盛放的生命，都是佛教澹静人生的形象展现。

后两句，水与山，风与月，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两忘，正是苏轼寄情山水而深得滋味的鲜明印象。

在杭州，苏轼终于在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禅意中坦然，终于在风清月明山清水秀中慰藉平生，终于将自己妥当地安置于自然和谐、无拘无束、无因无果、深静超然的“知命”境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