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自然之间，有种旁人难及的惺惺相惜。

在他眼里，西湖如人生，瞬息万变。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苏轼站在孤山上凝望西湖。将雪未雪，西湖变幻而又寂静。湖光山色，时浓时淡，楼台忽明忽暗，山峰若有若无。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闇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

苏轼于其四时阴晴、晓暮之间，眷恋着变幻的西湖。夏日水深，西风落木，飞雪暗了天，新柳映照沙洲。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他在望湖楼前赏西湖雨景。

西湖地形特殊，南西北三面环山，东面是一缺口，一片平旷直连杭州湾，狂风东来可**，故夏雨景色变幻迅速。

湖山上乌云未合便即大雨飘洒，转瞬间狂风一卷又雨收云散。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绞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

他在吴山有美堂看西湖雨景。

吴山在西湖东南，有美堂位于吴山最高处，登临极目，钱江往东北而去茫茫一派，浙东萧山一带群山蜿蜒，视野开阔，可观杭州全城。有美堂所见暴雨雄奇，乌云密布，惊雷自脚底而生，狂风席卷暴雨，挟着海上风涛，从浙东掠地飞江而来，倾泻于西湖之中。湖面顿时涨起，犹酒满溢杯。这雨如同天帝浇醒李白的沉醉，也使苏轼为之诗情奔放。

“杭州太守例能诗”，然而，唯有苏轼与西湖，如两位诗人会晤，彼此有无限诗兴，无限欣喜若狂。

故苏轼在杭州创作颇丰，计三百余首。

山与水往往难分。

苏轼多次出巡浙西诸县，相继登临安、余杭、富阳、新城、于潜、昌化、盐官等地山峰。“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其一）

这些山行，完满了苏轼的豪情与浪漫：“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镫相回旋。”（《游径山》）

苏轼对自然山水的钟爱是真实的，一切山水于苏轼，都是生命的呼吸与情状，“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这些景象美好而永恒，正如他后来在《赤壁赋》中所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然而，在这些风光的背后，是苏轼潜藏的悲伤，是不为朝廷所用、怀才难遇的悲凉。

这种悲凉，他在《行香子·过七里滩》里说得分明。

熙宁六年（1073）二月，苏轼巡查富阳、新城，放棹桐庐，过富春江七里濑。

东汉初年，严子陵辅佐刘秀打天下以后，隐居不仕，曾垂钓富春江上。

昔人每说严光垂钓实为“钓名”，苏轼更笑严光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目睹严陵滩上，鱼们在如明镜的水中畅游，白鹭在烟波浩淼的沙滩栖息，苏轼痛感光阴虚度，他不禁感叹“千古空名”，仿佛在大自然里看透了名利。

这看透，是悲伤的看透。

苏轼在杭州，常常偕妓游西湖。

苏轼“平生不耽女色，而乐与妓游”。

宋承唐制，州郡官署设有歌舞妓。因住于乐营，又称营妓，是以自己的歌舞伎服役于州郡官署的艺人。

歌妓除了平日为本官署官员在燕集时歌舞侑酒外，还在迎送新守旧官、来宾去客时唱词佐欢，是州郡官员社交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唐宋间，凡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

既出，犹得以鳞鸿往返，腼不为异。

熙宁七年（1074），苏轼曾送杭妓往苏州迎新任太守杨元素，也曾携诸妓送由杭州调知南都的僚友陈述古。

这种风气之下，每逢达官过境，当地官署总派官妓出迎接风，歌舞相待。

如果来者拒绝这种招待，还会遭人非议。王安石就曾经为此受人诟病。

当年王安石自金陵过扬州，扬州太守刘原父相邀，设宴招待。然而当一众营妓莺莺燕燕分列廷下之时，王安石勃然变色，始终不肯就座，最终刘原父不得不遣去营妓才作罢。

当时人谓王安石“诡诈不通”，然而推敲其一贯作为，似乎也证明其志不小，对醇酒妇人毫不在意。

总之，在苏轼生活的年代，美丽而才艺非凡的歌妓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有才华的妓女与失意的文人之间有太多可以相通之处。

艺伎之生而美艳，兼无限才华，却不得不沦落风尘，与苏轼等生而有致君尧舜之志，却不得不放逐江湖，此两种失意何其相似！

因而妓女与文人之间惺惺相惜，逢场作戏、觥筹交错之际浇尽心中块垒，也算是苦闷人生中一个**的出口。

苏轼来到杭州，便入乡随俗，斡旋其中，在清丽的歌妓词里消解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所带来的苦痛。

歌妓在筵间尊前，唱词佐觞，娱宾遣兴，常常“要索新词”，北宋文士填词赠妓十分平常，时人称为“谑浪游戏”。

范仲淹、晏殊、柳永、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都曾于政事之余偶作小词，甚而成为词坛圣手。

判杭时，苏轼虽无词名，但其诗文已誉满天下，世人无不“钦其才望”。

所以歌妓邀词、他人请作不少。

而苏轼的词自有他的格调与境界。

如果山水是苏轼悲伤的形状，则词是他悲伤的声响。

在苏轼判杭以前，词主要用于应歌遣兴，大都为“昵昵儿女语”。

但苏轼怀抱一腔愁闷，以其判杭词为代表，改变了词的本来面目，使之成为言“志”之作。

苏轼在杭州有位友人陈襄。

陈襄字述古，举进士，在朝廷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任陈州，熙宁五年（1072）五月调知杭州任太守，时苏轼任通判。

二人相见恨晚，极为投契。

后来陈述古离杭赴任南都，苏轼以一首《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相送：

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画堂新构近孤山。曲阑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

苏轼借歌女在离别席上的恋恋不舍的情态，委婉表达自己对陈襄的惜别之情，虽以词为载体，并且沿袭词的婉约曲折，却不妨碍其真切动人，自有隐“志”。

基本而言，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所做的词都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写就的，而这些词也诉说了苏轼在杭州时的心境。

《南歌子·再用前韵》：“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化世一尘沙。笑看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聱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

《南乡子·自述》：“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余。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

《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阮郎归·苏州席上作》：“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菩萨蛮·润州和元素》：“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遗恨几千秋。恩留人不留。他年京国酒，泫泪攀枯柳。莫唱短姻缘。长安似天远。”

这些政治压抑，这些人生苦短、这些功业未成、这些刘郎鬓衰、这些长安遥远，都在苏轼的词间笔下，发出怅惘不平的叹息。

我们完全能够期待也的确得以完成期待，苏轼的叹息是不同的，往往如平地惊雷，在平淡处也有巨大创造力。

苏轼的判杭词虽然多数是“令人唱，为作词”的应歌体，但比之花间词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拓展。

晏殊曾经这样写离别之情：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

而苏轼的离别是这样的：

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尊前一笑未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

晏词写泛泛离情，苏轼则明确为饯别杨绘而作。

他写与杨绘在杭共事后的惜别，也写两人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天涯同是伤沦落”。

苏轼词“应人而作，缘事而发”，在苏轼这里，词与诗越来越接近，词终于成为抒发心志的新天地。

苏轼的四十九首判杭词，四十八阕运用了题目或小序，“与凡耳目之所接，杂然有感于中，而发之咏叹。”

每首词都有背后的故事，更使词脱离了浮泛的情感而拥有了真实的内容。

“无意不可言，无事不可入。”苏轼以他的高远，以他内心燃烧的火焰使词有了更清丽的品格。

而苏轼更有一种放浪形骸是常人所不及也不能及的。

佛门讲万念俱灰，五蕴皆空。

歌妓则必以浓情动人。

两者之间判若天壤。

但苏轼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曾任性地将一妓带到佛门，使其与禅师相戏谑。

禅师是大通。

他见到苏轼竟携妓而来，大惊失色。

东坡不慌不忙，提笔落字，写了一首词，令妓歌之。

词是这样唱的：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南歌子·大通愠形于色》）

这首词，虽然颇多玩笑成分，却不乏真理。

“逢场作戏”四字，基本说尽了苏轼的人生观。

无论是僧是妓，无论有情无情，此一场人生，每种身份的人们，皆不过“逢场作戏”。

做歌妓的便永远深情款款，做和尚的便始终道貌岸然。

又或者，每个人都在厌恶自己此生所受束缚、艳羡着他人的人生，“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说不定，换了身份，僧仍是好僧，妓仍是好妓。然而，无论怎样，也不过是如戏人生。

这是苏轼的潇洒，也是苏轼的旷达。

有趣的是，也有不似大通古板、而如苏轼般通透的僧人。

当时苏州有名僧人仲殊，听说苏轼此举，深觉奇妙，便和了一阙，和词也很妙：

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钳槌，打断金毛狮子也堪疑。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迟，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

僧人对人生的领悟这样灵动高妙，难怪苏轼一生结交无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