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极苦。苦短，苦长。

然而多数人舍不得这苦痛的人生。

舍不得，就只能面对。

如何面对人生的苦？也许如苏轼，“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

苏轼与杭州的第一次相遇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起因是新法。

关于新法，苏轼从最初就并不完全赞成，以苏轼天生的悲天悯人，注定了他永远是个保守派。

他本能地抗拒一切过于激烈使百姓的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政策。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五月，他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贡举法改革。

秋天时，身为国子监考官的苏轼又发策讽刺王安石专断。

苏轼两次公开反对新法使王安石内心的不安越来越深。

他的不安很有道理。

熙宁三年（1070），苏轼《再上皇帝书》，明确要求罢免王安石。

在这场暴雨般的改革中，而立之年的苏轼就像一根刺，与王安石针锋相对。

然而神宗的改革意愿非常强烈，变法如离弦之箭已无法挽回，苏轼的上书没能撼动神宗与王安石这对君臣坚定的变法理想和信心。

不但如此，从此刻开始，为了迅捷推进变法，凡反对新法者皆被罢黜或免职。

十二月，王安石拜相。

至此，经过几个回合的辩论较量，苏轼面临失败，处境难堪。

苏轼从内心抗拒新法的实施，面对朝堂上狂热的同僚，他深深感到忧虑和彷徨。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终于促使苏轼决定暂时离开京都，离开令他困扰的时局。

在苏轼为变法之事忧虑之际，王安石也深为苏轼的存在而不安。

他非常清楚苏轼的才华、名声以及先王宋仁宗对苏轼的嘉许，因此将其视为变法路上可怕的障碍。

王安石要动手清除障碍了。

他有位姻亲御史谢景温，系宋初名臣谢绛之子，谢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

在王安石的授意下，谢景温诬陷苏轼在丁父忧归蜀途中，往还多乘舟载物货、贩卖私盐。

朝廷即着人调查，甚至追踪当时的船夫民工以求坐实此荒谬说辞。

对于此子虚乌有之事，苏轼不屑辩白。当朝廷查无对证后，苏轼毅然自乞外任。

苏轼带着一腔失望愤而离京。

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苏轼，迅速尝到了失意的滋味。

宵小们的诡诈，政见不同者的残酷，刺激了苏轼，也使他那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受到了冲击。

苏轼一度情绪低落，“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被诬蔑的痛苦，亲朋零落疏离的难堪，初尝宦海的险恶和忧伤使他彷徨。

在一腔失落中，苏轼来到了美丽的杭州。

苏轼自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七年（1074）五月任杭州通判，历时近三年。

苏轼当时三十六岁到三十九岁。这是苏轼最年富力强的三年，也是他深陷矛盾中的三年。

这种活力与矛盾，使他在杭州的生命焕发了奇异的色彩。

初到杭州，苏轼的愤懑与怒狂犹如钱塘之潮。

钱塘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河流全长688千米。

每月农历初三和十八日潮势最大，又以农历八月十八日的潮势最为壮观，据说这天是“潮神生日”，观潮之人络绎不绝。

钱塘江潮素称“天下奇观”。

潮水来时，“远若素练横江，声如金鼓；近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

吴自牧《梦粱录·观潮》云：“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

唐宋著名诗人如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潘阆、苏舜钦、范仲淹等来杭观潮，都曾情难自已咏其慑人心魄之美。

最广为人知的是潘阆的《酒泉子》：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苏轼对此词也极喜爱，将之书于玉堂屏风。

如今他也身在杭州了，钱塘的汹涌怒号果然使苏轼震惊，也使他欢喜。

他一次次观赏着那不可一世的怒潮，仿佛在那些潮汐进退中观赏自己的命运。

遥远的钱塘潮甫现似一条白线，瞬息便以极强的力量、极快的速度冲击成无数银山雪堆。

壮观的自然景象给所有身临其境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使人不能不为之震撼而惊愕恐惧。

通常情况下，过于强大的事物会给人以压抑的感受，从而令人心惊胆战。

但内心强大的人，却能战胜这种怯懦，并进而欣赏其壮观，产生无比崇高的情怀。

此即壮美。

苏轼内心强大。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是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二）

“横风吹雨”之中的钱塘潮仿佛苏轼浪漫豪放的性情。

似千军万马鼓噪的怒潮是他，排山倒海的波浪是他，浪花中屹立不倒的越山也是他。

苏轼一次次伫立在扑面而来的钱塘潮前，看“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催试官考较戏作》）

他的内心如潮水般激**而不能自持，眼前仿佛有三千排列森严的弓弩手，在咆哮的波涛两侧，吴越王钱镠与海神怒目对峙。

吴越王一声令下，无数箭弩直向钱塘潮射去，在无上的勇气与信念之下，“三千强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五）潮水自此永不近城。

苏轼写的是钱塘潮，也写的是自己愈挫愈勇的人生。

不畏且热爱钱塘潮的汹涌，随波而上，在波谲云诡中弄潮，这正是苏轼对于当时政治运途的基本心境。

这胸襟和气概，便是“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的豪情。

钱塘潮是苏轼的知己。

这次来杭，苏轼是带着创伤而来的，在京都与王安石们的交锋，苏轼失败了，这是他遭遇的第一次政治失意。

天才而热忱的苏轼内心弥漫着无奈和愤懑。

但苏轼此时的创伤还不深，内心深处仍潜藏灼热的希望。

宋神宗出于对天才的回护，否决了王安石们企图将苏轼外放到颍州的奏议，钦定苏轼前往美丽富庶的杭州。

苏轼到杭州是副职，称作倅杭。

王安石担心苏轼以知州之力抗拒新法，故而只肯让他做辅助官吏。

这更使苏轼的痛苦加倍，他无权抵抗，将不得不推行自己所反对的法令。

这一重痛苦，正如曹植《杂诗》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欲仕不能为；

而另一重痛苦则是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中表达的“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欲罢而不能超脱。

政治上初受挫折，但济世救民、建功立业之心仍然炽热，这种炽热，当其得不到纾解时，便往往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嘲讽。

此时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

这位“拗相公”经年蛰伏之后，一旦得到施展抱负的舞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新法的征程。

征程十分坎坷。

北宋朝廷积重难返，而新法过于铺张扬厉，多方并举反欲速不达。

或由于所用非其人和浊吏的因法营私，使其履行常常中途变质，以致时有事滋扰民。

没有撒花，没有万民拥戴，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例如朝廷实行食盐官卖而严禁私贩，但私贩法重而官盐贵，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为三月。

胆大而私贩者则往往获罪，杭州因违反盐法而获罪的一年多达一万七千人，而那些受到惩处的盐犯多是贫苦的疲民。

朝廷新法如此峻急，苏轼眼见之而不能不一吐为快。

苏轼在杭州，常巡行浙西诸县。

他看到朝廷派往各地的劝农使者不切实际地强迫农民贷款：“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山村五绝》其二）

他看到朝廷推行盐法反而使百姓无盐可食：“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其三）

他看到青苗法意欲劝农反误农时：“杖葬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其四）

到底新法如何？

王安石追求的政治理想实现了吗？

老百姓是否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并没有。

官役催人老，百姓们照样如畜生一般在浪雨中挣扎，为官者却在遥远华丽的庙堂之上津津谈着变法。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苏轼所见种种新法无当，每每与初衷相悖，不禁语带讥讽，句句都刺痛了朝廷敏感的神经。

对于苏轼以诗文书愤的危险，好友文同曾提醒他保持缄默——“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送行诗》）

文同，字与可，号石室先生，是苏轼在凤翔任职时的旧识，以善画墨竹名世。苏轼画竹，可说得自文同的熏染。

熙宁三年（1070），文同曾到京师做官，与苏轼有过别离五年之后的再会。

在文与可的劝诫之前，毕仲游做过同样的事。

仲游字公叔，元祐初为军器卫尉丞。后来应学士院策问，苏轼欣赏其文，擢为第一。

毕仲游曾将苏轼讽刺变法的行为喻为抱石救溺。

他说：“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文与可和毕仲游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轼一派天然的秉性实在是太过突出了。

爱他的人，自然爱其自然，恨他的人，却必定恨之入骨。

然而此时的苏轼还未曾完全体会政治的凶险。

正如文同和毕仲游所料，苏轼这些讽刺诗，后来成了“乌台诗案”最无可辩驳的证据，几乎断送老头皮。

然而苏轼永远是苏轼，当人生的风雨倏忽而至，他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被风雨所吹拂侵蚀，反而因此欣赏风声雨滴里的独特景致。

至杭次年十二月，苏轼被派到湖州去相度堤岸利害，在那里他为好友、湖州太守孙觉作了一篇《墨妙亭记》。

在此记末段，苏轼谈到了自己面对多舛命运的应对之策：

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知命”，这就是苏轼的选择。

无论事物成与坏，不能在天命前无所作为，而应当极尽人事，“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

苏轼的重点在“尽人事”三字。

在他看来，人世间的一切，无论物与人，始终矛盾而变化。

因此，个人政治生涯的升降荣辱，无论是否令人欣喜，都是自然而然发生，不足为奇。

但人决不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应当坚守素志，竭力勉为。

当尽力之后，若事情仍不能成就，则内心无憾，这就是苏轼的“知命”观。

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积极而现代的生存观念，苏轼的生命力之强大，热忱之永不衰减，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其根源。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苏轼的消沉避世是偶然的，而积极入世创业则是必然。

故苏轼在杭州一方面强烈地讽刺新法的弊端，另一方面却也积极地投入到政务之中。

杭州连下十天雨就会闹水灾，一月不雨又会闹旱灾。

苏轼组织捕蝗、赈济饥民，以拯救因水旱蝗灾颗粒无收的百姓“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吴中田妇叹》）的痛苦。

杭州地处近海，“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

苏轼于是协助知州疏浚六井，以提高杭州居民饮用水的质量，他疏浚过的相国井，至今还保留在杭州天香楼前。

苏轼之能投入，因为他对于百姓的幸福有着天然的责任感。

他热爱农村的自然风光，赞赏农村的清新朴实，歆慕农家人与人之间的淳厚关系。

他特别喜爱出富阳新城一带的风物，当他巡行而至，常为山间僻静而清新的野趣而倾倒：“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尽日不逢人，裛裛野梅香入袂。”（《自普照游二庵》）

他以山风为友，视积雨为侣，曾在春日清晨薄雾缭绕中注目朝阳于云雾将散未散的林间升起，深感农家之乐：“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这番静谧与明艳，是苏轼莅杭生活中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