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实施改制。

在神宗的这些治国策略中，苏轼始终没有找到与其个人政见的更多契合之处。

与当政者的主流思想相悖，造成他仕途坎坷飘摇，也使他始终无法更好地掌握自己在朝廷的命运。

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一场灾难终于席卷了四十四岁的苏轼。

苏轼调任江苏湖州知州。

为此，他按例行公事写了份谢恩奏章，奏章中“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段话暗讽朝中突获升迁的无能“新进”，如御史中丞李定和监察御史舒亶等。

这段话促使把持朝政的一干小人凭借极险恶的用心以极快的速度发动了对苏轼的迫害。

六月，一名御史在李、舒二人授意下，举苏轼谢恩表中的这四句话上奏神宗，指斥苏轼蔑视朝廷、诽谤朝政。

连续数日，李、舒分别据苏轼的部分诗作弹劾他无礼于朝廷，理应斩首。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捕。

酷吏之恶状令苏轼毕生难忘：“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旋即被押入御史台监狱候审，一时生死难料、前程未卜。

御史台是北宋最高监察机构，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森森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所以苏轼此案后世名为“乌台诗案”。

御史台坐落于京城内东澄清街北宣化坊北向，有屋三百六十楹。苏轼的牢房就位于知杂南园南庑。

牢房狭小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根本不能自由转身，“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

至于在狱中苏轼的各种蒙羞受辱则不必细论。“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之五》）

在“乌台诗案”过去之后，苏轼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其中的过程。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他能够感觉到多少委屈愤懑，他所经受的悲痛就有多少。

如果可以坦然表达，也许其痛苦还能够丈量，如果从不启齿，那就是无法丈量的程度了。

这次牢狱经历，对苏轼的影响，在他之后的生活里将会慢慢显现。

尽管他以一贯的智慧和意志进行了消解，然而身体的痛苦痊愈了，心灵的创伤却会长久存在。

这次事件使苏轼经历了不止一次灵魂的生死。

据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记载：“子瞻忧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

其实，押解去乌台牢狱途中，苏轼性格中的水与火便开始交战。

他曾经想投水，因为他似乎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那些政敌的杀气，也为皇帝的不信任感到痛苦。

然而他不甘心如此不明不白就死，终于在悲伤恐惧中到了开封。

苏轼被押解进京至被关押，长子苏迈陪同前往并每日送饭。

当时父子相约，平常只送蔬菜和肉食，倘若事有不谐，则改送鱼肉，以便苏轼心理上预先有所准备。

一日恰巧苏迈要离京借用银饷，便托朋友代为送饭。

朋友不知父子间的暗号，无意中送去了熏鱼。

苏轼见鱼，以为此番必死无疑，便提笔给弟弟苏子由写了两首“绝命诗”——《狱中寄子由》。

死亡使某些人战栗，也使某些人平静。

到这一刻，苏轼心里反而镇定了。

也许是一贯的豁达性格使然，也许以为必死而生出的勇气，作为“绝命诗”的《狱中寄子由》，并无一般文人临别诗歌的凄婉或武将殉国前的悲壮。

相反，诗句中对死亡的来临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理性与坦然。

苏轼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生命中曾经拥有的美好人事的描绘上，表达了对生与死的顿悟与旷达。

苏轼这样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先歌颂当朝皇帝圣明，普天同领恩泽，而自己因愚钝昏暗，空自断送了性命和大好前程。

接着明言对自己身死并无怨恨，不过是提前偿还了此生之债，只是留下十余口家人无人供养，给弟弟子由徒添拖累。

随即想象自己埋骨青山已大化归去，但每逢雨夜，仍然活在人世的胞弟子由却因追想兄长独自黯然神伤。

最后表达了自己对手足之情的无限眷恋，并吐露了再结他生之缘的愿望。

整首诗并无怨天尤人的无奈。

字里行间流露得更多的是对弟弟子由的深厚手足之情，而对个人无端罹难却只表现出一种接受命运的坦然。

第二首是写给妻与子的：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比之前一首，这首诗的情调更加动人。

那真是可怕的狱中的冰凉光景，孤独一人身陷囹圄的苏轼如即将就烹的鸡，置身霜冷月低的乌台监牢中，一切如梦寐般恍惚。

临死之际，他想起了酷肖自己的可爱的儿子，想起了跟随自己贫病度日的妻子王闰之，也想起了湖州那些一连数月为自己作解厄道场祈求平安的百姓。

他为有这样的儿子深感欣慰，他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心怀愧疚，他为那些淳朴百姓对自己的恩义所深深感动。

面临死亡，苏轼并未过多地去揣想死亡的痛苦和不幸，而是更多地记起生命中那些宝贵的人和情。

这些人和情因为即将成为过去更加鲜活如新，更令他百感交集、情不自禁。

诗歌至此戛然而止，而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和无限的眷恋令人动容。

整首诗鲜见面对死亡的悲伤，更多的是一种即将归去的超然，仿佛苏轼已经站在生命的彼岸，对另一端他所热爱的亲人和百姓做最后的眺望。

而这眺望中几乎没有伤感，而是种结论式的、洒脱的回望。

苏轼一生，天才纵横而命运多舛，但他凭借儒释道合一的人生气度，总能于沉浮中自持，并始终保有个人的信仰与才华。

从儒家传统而言，苏轼在写作此“绝命诗”之际，仍然秉承“致君尧舜”的君臣之礼。

因此，对于可能宣判他死刑的皇帝，他并未吐露一句怨言，反而盛赞其如春风般的圣明。

对与他情感甚笃的兄弟苏子由，他极其关爱而诚挚。

故临死时，更多的是怀抱对增添其负累的愧疚以及不舍。

至于自己的身死，他似乎不太关心，认为不过是“百年未满先偿债”而已。

对命运逆来顺受的佛教思想，以及“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道家情怀都在这首诗里交错呈现。

后来，这两首诗传到了皇帝手中。

宋神宗深为感动。

加之包括太后在内的许多人的劝谏，苏轼最终获判很轻的处罚，只是降职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无签署权即停职了事。

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监狱，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乌台黯淡的牢房里被囚禁130天之后，苏轼出狱了。

那一天，开封的天光应当是阴郁的，如同苏轼悲喜交加的心。

事实上，开封这座城市所镌刻的有关苏轼的痛苦记忆尚未完结。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五日苏轼病故，次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葬郏。

三个月后，即九月七日，宋徽宗诏在文德殿南门——端礼门前、各州县遍立“元祐碑”，将他所痛恨的以苏轼为首的反对变法之人的名字刻在了石头上，以儆效尤。

碑文由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亲笔书写，史称“奸党碑”、“元祐党人碑”。

碑文中有“皇帝命书刻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之语。

这是一块耻辱的碑文，相当于后世的黑名单。

碑文右列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苏辙名列其中，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苏东坡名列其首，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皆名列其中。

按照皇帝的诏书，因为是害政之臣，所有碑文上的人及子孙将永世不得为官。

当时苏轼已不在人世，如果一息尚存，以他生就的横跨入世与出世两端的头脑和心灵，或许讪笑不已。

但也必定痛苦不已。

加诸己身的侮辱他将无所畏惧，而对于子孙世代不得为朝廷所用，只怕犹如他曾言“人生忧患识字始”，将悲愤而无奈。

然而，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非由某个皇帝或几个弄臣任意书写。

今天，“元祐党人”碑已湮没殆尽，仅广西桂林龙隐岩存有此碑。

而那些名列碑文上的名字，反而因此具有独特的光芒，他们的以民为先，他们的择善固执，使耻辱变而为荣光。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二十日，苏辙与苏过等遵照其兄、父的遗嘱，将苏轼的遗骸葬于郏县。

从此，这位照彻过北宋开封都城的天才，就在阴暗的坟茔之中西望那带给他荣耀和痛苦的城郭宫墙。

一切的繁盛与凋零，都只是东京梦华而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