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开封任职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开封对于苏轼，却有着杂陈的五味。
自凤翔卸任返京，中途丁父忧，服满再还京，再到出京赴杭，苏轼断断续续在开封生活了四年。
这些时光，既幸福又忧伤。
开封，是苏轼声名鹊起的福地。
他在这里经受了登上仕途之前的一场又一场考验，而每场考验都以其无可争议的完美而展现在世人面前。
嘉祐元年（1056）八月，二十一岁的苏轼参加了开封府举行的举人考试。
北宋举人考试因在秋天举行，故谓“秋试”。
就像那一年的秋风注定与历年不同，肃杀中透着欢喜，苏轼的心情也是紧张中暗藏斗志。
这场“秋试”中，苏轼要应答“两论”、“一策”。
苏轼的“两论”分别是《儒者可与守成论》、《物不可以苟安论》，而策问试卷已经遗失而无记载了。
苏轼在此次考试中名列第二。
嘉祐二年（1057）正月六日，二十二岁的苏轼参加了贡举试，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均为一时硕学泰斗。
当时的贡举试很难，“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是对应试者的才能做全面的考察。
苏轼做了《丰年有高廪》诗，《刑赏忠厚之至论》，五道策《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休兵久矣而国益困》、《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唯独赋作遗失无记载。
苏轼在这场考试中仍然名列第二。
这是一场既充分展现苏轼才华，又**其性情的应考。
考试中，苏轼撰写了《刑赏忠厚之至论》。
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苏轼的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同时其文辞一扫浮靡，“词语甚朴，无所藻饰”。
当时天下文风不正，“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
梅圣俞读到苏轼文章，认为其明白晓畅而雄辩有力，大有《孟子》风范，于是呈送给欧阳修。
欧阳修见之大喜。
他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竟脱口而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然而，苏轼在文中举了一个有关尧与皋陶对刑法互相制约的例证，以欧阳修和梅圣俞之渊博学识竟不知其出处。
翌日，发榜之后，苏轼前来拜见，欧阳修于是问起此事。
苏轼竟坦然对曰：“何须出处？”
欧阳修闻言，对苏轼的豪迈相当激赏，叹息良久。
这可为苏轼灵动如水性情的确证。
这场考试，也使苏轼从此拥有了一生中最敬佩的师长欧阳修。
欧阳修此人，最值得称道的莫若以奖掖后进为己任。
当苏轼出现在他的眼前，其峻拔之灵气，其璀璨之文章，使欧阳修“为抚掌，欢笑改容”。
欧阳修将苏轼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全心培植，他曾经心满意足地说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
当省考结束，苏轼被取在第二名时，朝野曾经有许多人嫉妒不满，聚集而辱骂者成百上千。
直至经过一段时间，苏轼以其不世出之才华使一切喧嚣平息，而整个天下之文风，也渐渐得以转变。
这之中，欧阳修之全力支持实是最根本的力量。
不久，苏轼又参加了贡举复试。
复试考官根据《春秋》三传出题。
其中根据《左传》出了三道题，根据《公羊传》出了三道题，根据《榖梁传》出了四道题。
题目分别是《问供养三德为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证》、《问鲁犹三望》、《问鲁作丘甲》、《问雩月何以为正》、《问大夫无遂事》、《问定何以无正月》、《问初税亩》，要求考生回答，也就是“对义”，即回答文意。
这场复试展示了苏轼的辩才无碍。
苏轼的回答获得以欧阳修为首的主考官们的一致肯定和称赞，苏轼贡举复试《春秋》对义居第一。
嘉祐二年（1057）三月初五，二十二岁的苏轼参加了宋仁宗在崇政殿举行的殿试，考题为《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苏轼的《重申巽命论》仍然流传，而赋与诗则遗失无传了。
这次殿试共录取进士877人，其中赐进士及第262人、进士出身162人。
苏轼名列第六。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在开封还参加过一次制举考试。
这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经时任礼部侍郎的欧阳修和杨畋推荐，苏轼参加了这次考试。
欧阳修的《举苏轼应制科状》是这样介绍苏轼的，他认为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其行业脩饬，名声甚远”。
当时来开封应试此试的学子甚多。
据说一日，相国韩琦对人道：“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言下之意，对苏轼兄弟的才华笃信不疑。
而这话很快流传出去，竟有十之八九的应试者自忖不如，纷纷远遁。
苏轼果然不孚众望，作《御试制科策》，竟然被录入三等。
这是不可多得的荣耀，因为自有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
有意思的是，吴育也是于仁宗天圣年间，兄弟同中进士，在知襄城县的位置上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三等，后官至参知政事。
这场考试为苏轼及苏辙赢得了最无可置疑的名声。
当时宋仁宗在读到苏轼兄弟的制策后，高兴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仁宗此言奠定了苏轼在朝廷的地位。
从此，苏轼文章遂擅天下，学者多从讲问，以其文为师法。
苏轼以无上智慧与笔力在开封开启的荣耀是那样灼目，可以从若干年后他离开杭州赴密州的路上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得到印证。
他这样回忆：“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然而，给予最大荣耀的，却以最大的侮辱使那荣耀沾染了沉重的灰尘，也使荣耀在尘埃堆积中更为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