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十五，依然是寒冷的日子，苏氏兄弟到达京师。

这一年，苏轼三十四岁。

这一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位戮力变法的“拗相公”，开始通过神宗向所有人推行他的改革主张了。

而苏轼，天生的谏官，也将开始与王安石正面交锋。

那一年的春风骀**，似乎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宋氏王朝和苏轼仕途的震**不安。

此时的朝廷，完全陷入了王安石营造的紧张变革氛围中。

王安石蛰伏已久，到了神宗即位才得到机会。

他抱负很大，以他在生活上极度敷衍而不拘小节可知。

很少有人能够打败一个终年不更衣且对一切美食食之无味之人，因为这样对个人富贵毫不以为意之人，对其渴望实现的理想必全力以赴、孜孜以求。

王安石毕生希望通过变法使宋朝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巨大的抱负遇上同样抱负的宋神宗终于得以施展。

王安石果断、无情地开始施行一系列变法，青苗、方田均税、均输法等等相继出台。

关于王安石变法得失的争论至今未休。

然而由于实施变法用人不当而带来的成效的偏差，导致百姓生活愈发困苦，在当时毕竟是事实。

此时的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颇甚优闲”。

苏轼身上有种光芒。

就像一阵春风吹拂而过，其和煦之美好自然会引来草木的依恋。

苏轼文名既盛，又有一段热肠，无法掩饰的天才和无法克制的热情，这样的人物，在精英荟萃的天子脚下自有其奇异光芒。

故苏轼在开封颇不寂寞，很快便有了一帮声气相投的朋友。

当时，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聚会是开封的盛景，最有名的是西园雅集。

西园，是当朝驸马王诜的府邸。

王诜的宅子在东京内城北墙东门安远门外永宁坊。

王诜字晋卿，祖籍山西太原，开封人，为北宋“开国公”王全斌之后，神宗熙宁二年（1069）娶英宗之二女魏国大长公主为妻，为驸马都尉。

西园景盛。

李之仪曾极口称赞：“清风习习醒毛骨，华屋高明占城北。胡床偶伴庚江州，万盖摇香俯澄碧。阴森老树藤千尺，刻桷雕楹初未识。忽传绣障半天来，举头不是人间色。”

松树森然、碧池清澈、老树长藤、刻桷雕楹、金钿翠被，好一个“举头不是人间色”的贵族府邸。

当时文人雅士多在此地流连、叹其富丽雅致、典藏丰富。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吸引苏轼。

真正使苏轼喜欢的是王诜虽为皇亲国戚，但“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

苏轼欣赏的是王诜的文化修养和亲民气质。

苏轼毕生热爱书画，曾自言“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

对书画浓厚的兴趣，固然受父亲苏洵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来自苏轼的天性，此即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热爱。

故苏轼从故乡返京经过长安时，在拜访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的筵席上，见到长安草书圣手石苍舒，目睹他即兴草书，曾欢喜良久。

同为父子，唯苏辙对书画不甚经意。

于是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形，每当面对难得的书画珍品，苏洵与苏轼两父子指手画脚、欢喜不禁。

而苏辙则枯坐一旁，不为所动。

苏轼对于书画的钟情，也可见出其水火相融的性格。

他年少时苦练书法而至狂热，曾经抄写完了全本《汉书》和《金刚经》。

但苏轼性情跳脱，每抄写一本，便改变一种字体。

有趣的是，抄完一本，该种字体也便练成。

如火的热情，如水的灵动，这就是苏轼，也是我们在他的书法与画作中见到的影子。

苏轼常常去王诜私第之东“宝绘”堂，共赏王诜专藏的古今法书名画。技痒之下，曾为王诜抄录《莲花经》。

而王诜于酒食茶果之外，也曾赠苏轼弓箭、包指等物。

未料此一种风雅的情谊后来竟然招致灾祸。

此是后话。

初到开封的日子，京中文人学士围绕在苏轼周围，像无数行星之围绕恒星。

他们在驸马西园谈诗论画，其风气盛于都下。

元祐年间，当时当日，西园雅集是京都美妙的风景和谈资。

这天，王诜在西园宴集，来的人都是一时之文人高士。

苏轼、王晋卿、蔡天启、李端叔、苏子由、黄鲁直、李伯时、晁无咎、张文潜、郑靖老、秦少游、陈碧虚、米元章、王仲至、圆通大师、刘巨济。

这样一群人聚集，自然不免作诗、绘画、弹阮、品禅、论道。

那真是苏轼记忆里格外留恋、超然于“汹涌名利之域”的日子：

“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

更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

他还记得那日他穿着舒适的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亲爱的弟弟子由坐在石磐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

那时，后来的苏门四学士都在场。

“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的黄鲁直，“披巾青服，抚肩而立”的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的张文潜，“幅巾青衣，袖手侧听”的秦少游。

还有身着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的圆通大师，与刘巨济并坐于怪石之上。

当时，“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

苏轼所热爱的清旷之乐，是所有人都热爱的。

所以李伯时作画，米元章写记，以图文记其盛会，“西园雅集”遂成为文人雅集的理想范式。

我们可以想象，以苏轼丰沛的情感与才华而论，西园是多么适合他的乐土，他多么希望永远在此往返流连，挥洒他永无止境的天才。

然而，王安石不愿意。

苏轼性情集浪漫、理性于一身，他在政治上的关注焦点不像王安石只在意国家富裕，处处“言利”，在乎“生天下之财”。

苏轼在意的是“人”。

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故王安石尖刻激进，苏轼温和改良。

对此王安石非常清楚，他对神宗坦陈“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他也坦然阻挠宋神宗数次重用苏轼。

这年五月，苏轼就王安石变法发出了自己第一个官方声音。

他向神宗上了《议学校贡举状》，认为贡举法不当轻易改革。

当天，宋神宗召苏轼面谈。

皇帝虚怀若谷。

神宗对苏轼说：我对改革贡举法一直疑虑，听了你的建议方解惑。但你——“何以助朕”？

此时的神宗，急于想要使宋朝社会气象一新，苏轼父子声名一早直达天廷，神宗当然希望一切英才为我所用。

苏轼的回答明确体现了他的改良倾向。

他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苏轼看出了急功近利可能带来的危害。

此时的神宗立志有为，对于苏轼的批判“悚然听受”，并表示“卿所献三言，朕当详思之”。

此次君臣对谈甚欢。

也许苏轼身上有某种与王安石相同的特质，例如果断而充满信仰。

王安石身上的这种特质使神宗满意，苏轼身上的这种特质同样使神宗感到宽慰。

虽然建议平稳推进，苏轼毕竟是拥护改革的。

于是他想让苏轼担任修改中书条例的工作，成为自己推行改革的骨干。

然而王安石反对。

他太了解苏轼了，他明白，在内心深处，苏轼与自己政见不同，寻求国家昌盛的路径也不相同。

王安石对苏轼很不放心，他深知苏轼的能量，也同时了解苏轼坚决不肯自欺欺人，绝不能支持自己无法认同的主张。

于是，他以“故发异论”为由，使宋神宗对苏轼产生了疑虑。

到了这年深秋，王安石的变法继续推进。

反对者众，推进并不顺利。王安石的对策是排除异己。

神宗仍然想重用苏轼。

于是王安石建议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推官。

推官，相当于常务副市长，主管刑狱，事务性工作多而繁杂。

王安石把苏轼安置到此，企图令他事务缠身，“多事困之”，没有时间和精力反对变法。

王安石内心有些蔑视苏轼，以为他一介文士，对于行政公务之事并不擅长，必将难以周全。

然而王安石错了。

苏轼精力过人，为政性情如火。

最重要的是，虽然对变法的态度是和缓推进，但在地方政事上，苏轼倔强坚韧，绝不唯上。

这年上元节，神宗皇帝降下圣旨，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省所产花灯四千多枝，以供两宫太后赏玩。

讨太后欢心的事情，一般官员求之不得，然而苏轼并不。

推官苏轼关注的是事情本身的利弊。

因为朝廷此举对老百姓有害，而苏轼此人“其予人见善者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者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斯不顾其害”。

于是苏轼迅即上《谏买浙灯状》，劝谏皇上不应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更不应当压价购买。

谏议有理有据，宋神宗立即予以采纳，下诏停止买灯。

苏轼机敏而又精力充沛，有过凤翔签判的经验，在开封府推官任上，不但没有被困住，而且处理政务时“决断精明，声闻亦远”。

他天生悲天悯人。

即使离开朝堂，眼见百姓因变法遭受痛苦，苏轼没有如王安石所愿保持沉默。

他在开封府任上，写出了《拟进士对御试策》，批评王安石的知人用人观念。

又《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从理论上再三反对和批评新法。

今天开封城内有座仿古府衙，衙内专辟一“左厅”，用以祭祀苏轼，并塑有苏轼半身像，陈列苏轼事迹。

担任过开封府推官职务的人不少，开封人却只纪念苏轼，因开封人欣赏苏轼与众不同的“不唯上”的为官格调。

有宋一代，仁宗、神宗、皇太后等都曾对苏轼的才华推崇备至。

但他从未曾以此作为升官的筹码，至多乘便做些改善民生促进政治清明之事。

面对无上皇权，苏轼该进言、该反对的始终“直言不讳”。

苏轼反对“变法”态度如此鲜明，反对的方式又如此直接有力，实在令王安石等头痛。

于是，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排除异己。

苏轼终于在开封这座天子之都遭受了仕宦生活中的首次诬陷。

这诬陷带有侮辱性质。

因为他们诬蔑苏轼扶丧返川时曾在船中贩运私盐，朝廷对此类事件相当敏感，立即追捕当时船工拷问。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苏轼面对指控，不屑一顾，也不争辩，随他们说去，“实无其事”。

然而这污蔑给个性强烈的苏轼带去了烦恼，造成了朝廷对他的质疑与不信任。

这深深伤害了苏轼的骄傲。

为了回避这些人，苏轼向朝廷提出出任地方官。朝廷恩准，令其通判杭州。

七月，苏轼再度出京。

他在寒冷的冬天意气风发，却在温暖的夏日感到了一丝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