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苏轼抵达凤翔。
然而他奔放的事业心如泥牛入海,并没有着落。
苏轼是凤翔判官,虽可以连署公文,但属于不用承担主要责任的辅职。
公务之余,整日短竹倚墙,披棘见芳,生活如此轻松,令人惆怅。
勉强挨过数月“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水光”(《新葺小园二首》)的光阴,苏轼决心改变。
他决定建造官邸。
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审美式的,故他无论顺逆永远洒脱。不管贫富,他永远要使自己的起居环境气质清新。
苏轼修建的重点,一是堂屋北面的一座亭子,一是南面开凿的一口池塘。经过修整,池里终于“田田抗朝阳,节节卧春水”。(《次韵子由岐下诗·荷叶》)
苏轼还苦心经营出一上好园子。
苏轼在园子里大量耕种,种了如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三十一种植物。
最值得一提、也颇能显现苏轼浪漫性格的一件事,是他不惜以斗酒换得牡丹一丛种于园中。
在这样的亭台花木之间,在“种桃种李种春风”的惬意里,苏轼的凤翔生活安定了下来。
安定,然而无限寂寞。
寂寞时,苏轼常于窗下独坐,听夜雨之声:
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人。(《轩窗》)
在草木的生长变化里感时伤生:
居人几番老,枣树未成槎。汝长才堪轴,吾归已及瓜。(《枣》)
今年手自栽,问我何年去?他年我复来,摇落伤人意。(《柳》)
相对疏阔的公务,使苏轼有了太多心境来沉浸人世聚散。
他是冬天到凤翔的,因而很快便迎来了这一年的除夕。这个除夕,在青春苏轼的记忆里印象深刻。
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寂寞。
从前的举家团聚没有了,只有他和他的园子孤单相对。
寂寞如此不堪,苏轼开始思考一个人生的大命题——“快乐”。
此时,笼罩苏轼心头的,是因奔赴前程而被迫离家的仓促和无奈,“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
苏轼几乎没有体会到一星半点为官的乐趣,他的欢乐总是勉强,“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
凤翔与蜀中新年习俗不同,这使他更加怀恋从前,“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念为儿童岁,屈指已成昔。”
然而,时光总是荏苒,如箭离弦,“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
仕途上的第一个除夕,苏轼的心情非常低落,根本无法融入凤翔满城辞旧迎新的快乐。
非是故乡风物,统统难入他的法眼:“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愁来岂有魔,烦汝为攘磔。寒梅与冻杏,嫩萼初似麦。攀条为惆怅,玉蕊何时折。不忧春艳晚,行见弃夏核。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次韵子由除日见寄》)
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深深怀疑自己踏入宦海的选择值不值得,“感时嗟事变,所得不偿失。”
这首《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是寄给弟弟苏子由的,为免手足担忧,他谈到了上司的宽厚:“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
也谈到读子由诗句的快慰:“诗来苦相宽,子意远可射。依依见其面,疑子在咫尺。”
是的,苏轼从今开始便要习惯以诗酒来消减人生愁闷了。“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未来凶险仕宦生涯中最亲密的慰藉。
初到凤翔这年,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孑然一身,思乡之情无可排遣,便到处游览风景名胜,欣赏古玩字画,题诗评论,是为《凤翔八观并叙·石鼓歌》。
带着“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的心情,他去了孔子庙。
他在字迹湮灭的石鼓跟前弯下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他的追寻是那样虔诚而真挚,仿佛在纵横成堆的古玩中识出了古鼎,又像于错落星辰中努力辨出了北斗。
在苏轼的眼里和心里,石鼓和石鼓上的文字是有生命的,然而却是孤独的生命:“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在苏轼的凝视里,那一刻历史静止了,石鼓里埋藏的历史如云雾般一一浮现:
他于这静谧中听见了昔日歌唱周宣王的《鸿雁》曲,也看见了太史籀以大篆变革古蝌蚪文的智慧身影。
他再次目睹了硝烟弥漫中的周厉王、夷王之乱,他又欣慰得见周王室戮力中兴。
东征徐虏时猛虎般的咆哮令他热血翻涌,似驱使走狗的北伐犬戎也使他肝胆如焚。
在他的凝视里,周穆王征战犬戎凯旋,四狼四鹿相随而归,他看着志得意满的天子连连赐方叔、召虎以玉器斗酒。君王勋功极大而不矜夸居功,文臣武将老实忠厚,君臣相得如天与地。
苏轼的心情,随石鼓文悲伤着,亦欢喜着。
然而,即使这一切曾经那样热切地存在过、燃烧过、沸腾过,今又如何?“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谁记某。”
苏轼对历史的感悟是这样现代,又这样宏观。
他的思绪自远古飘向了更高远,他想到了周王衰退、七国相继灭亡,想到秦一统天下,那可怕的秦始皇,那最终牵犬东门而不得的上蔡公子李斯。
历史的幕景就这样走过苏轼易感的心,他感慨万千:“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是的,一切富贵兴亡都将腐朽,甚至速朽,人生何其短暂,如今石鼓仍在,而人与事都已经彻底从历史里消逝了。
永远站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永远带一种超越和清醒,这就是苏轼,不同寻常不同凡俗的苏轼。
是这种不同寻常和凡俗,使他经由历史的经验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
未来,他都将如此。一生,他都将如此。
苏轼信步太守便厅,他观摩了获于开元寺土下的秦刻楚文,为其沉醉。
他去开元寺东塔瞻仰了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王维的神俊画作,吴道子的雄放,王维的清且敦,使苏轼深感吴手妙绝而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他去游天柱寺,观杨惠之塑维摩像。
他不是观看一具塑像,他看见的分明是活生生的维摩。
苏轼眼见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由此而生出“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的感悟。
苏轼想,芸芸众生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茁壮,却不自知身虽未病心已疲。他感慨维摩活着时神完具足,谈笑间能却千熊罴。
他又联想到维摩活着时,每当有人问他佛法,他总是俯首无言心自知,就如同此时此刻他的遗像缄默不语。
苏轼再次体会到生与死并无增亏的独特况味,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沉。
他来到凤翔城中,登上真兴寺阁,体验山川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鸦鹊浩浩同一声的独特意趣。
苏轼还去凭吊了秦穆公墓,为弄玉仙去之神迹痴想半日。
苏轼有时去逛逛朱门破墙古屋的李氏园。“朝游北城东,回首见修竹。”此李茂贞园引发了苏轼诸多复杂情怀。
他爱此园异花野鸟,也爱其间溪水活活。
苏轼常常于淡淡日光之下,黯黯秋风之中来园中盘桓。
身处其间,苏轼内心颇不宁静,想当年李将军修筑此园,不知夺取多少民田而破千家。然而李将军又何尝载美酒,来此驻车度日?倒不如我如今做个闲官,能屡屡至此休沐。
苏轼想人生营居止,到底是为何人所做呢?不若一力而为,永与清景相逐。
但苏轼也有他的快乐,而且是令人惊喜的快乐。
我们如何纪念生命中的惊喜?
古人比较庄重而浪漫。为纪念喜庆之事,他们常采用命名事物的方式。
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敌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
每个人生命中的喜事大小不同,但欢喜是相似的,他们便通过对人或物的命名来让这欢喜长盛不衰。
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也遭逢了这样的欢喜,成为他凤翔平淡生活中难得的快乐。
那年春天,岐山之南下了场麦雨,人们占卜此事,认为这预示当年会有个好年成,因而感到安慰并充满希望。
意外的是,此后整整一个月,凤翔城里再也没有落下一滴雨,期待中的好年成看来渺茫不可即。
老百姓开始忧虑,官员们也开始忧虑。
最忧虑的人是苏轼。
再没有人比苏轼更具备仁慈的本性,自从踏上仕途,无论官职大小,苏轼就天然认为自己跟当地人民浑然一体。
所以他和老百姓一样,引颈盼望着雨水到来。
然而直到三月乙卯日,天上才下了一点雨,隔天甲子日又下了一点雨,这并不够。
直到丁卯日,终于下起了大雨,这次的雨非常充足,整整下了三日。
旱情完全缓解了,期待中的好年成指日可待。
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
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苏轼官邸中建造的那座寄寓美好生活愿景的亭子也恰好在此时落成。
最快乐的人是苏轼。
他有快乐的理由,因为他是求雨者。
渭水以南的秦岭之巅名为太白峰,其上有座道观。传说庙前池塘里住着雨神龙王。
当凤翔久旱,苏轼毅然登上秦岭最高处,只为百姓祈雨。
有些人为自己活着,有些人为他人而活。有些人自己就能快乐,有些人乐见他人快乐。
苏轼是私欲极少的“有些人”,天生的大公无私而又才华横溢。
那日,苏轼随同太守登上了太白峰,俯瞰渴望雨露的众生,虔诚祈祷。
山峰高如许,苏轼比平常更接近天庭。
他一向爱道,内心也许相信天上有另一个更为洒脱的世界。
当然终其一生,他始终未能如愿求仙飞升,可是这点夙愿往往将他从流俗里轻易地拔出来,使他更易得到快乐。
苏轼写了一篇祈雨文,这篇文字体现了苏轼的“洪荒之力”。
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雄辩。
苏轼衷心希望雨神明白事理,“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这样的求雨反复多次多处,直到凤翔城里普降甘露。
久旱逢甘霖的凤翔,处处**漾着美丽的麦浪。
于是,苏轼将天意一般随同雨水到来同时落成的后花园亭子命名为“喜雨亭”。
他写的《喜雨亭记》,仿佛每个字都洋溢着欢乐。
苏轼在喜雨亭里大摆筵席,频频举杯。
他是天底下最量浅而豪爽的饮者,也像孩子般反复回味着欢乐。
他笑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问来客:“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客人答:“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
苏轼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客人答:“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
苏轼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欢快:“没有麦没有稻,年成就荒歉了,诉讼案件也多了,盗贼也猖獗了,那么我与你们也没法在这亭子里享受时光了。所以我们能够如此,都靠这雨的恩赐啊!”
此即苏轼逻辑,也是苏氏逻辑。
“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这是无私的苏轼的快乐,与普罗大众共享的快乐,令人感动的快乐。
所以现在苏轼不仅快乐,他还要这快乐长久延续下去。
他不单自己筑亭饮水,享田园之美妙,他还要整个凤翔都以审美的姿态生活,于是,苏轼疏浚了凤翔东湖。
初到凤翔,苏轼乍见风物全然不同的陕西高原,漫漫黄土,曾深觉失落: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东湖》)
然而敏锐的心灵总能找到归宿。
凤翔东湖,乃古饮凤池。当其疏浚之后,湖光清奥,石螭吐清甘,新荷弄晚凉,龟鱼螺蚶,曝晴戏雨,梧桐合抱,颇似梦中眉山景色。
苏轼泛舟其上,轻棹极幽,渐渐抚慰了思乡之情。
今天,当我们徜徉于凤翔东湖,我们将看到一尊令人震撼的雕像。
在那凝固的物质中,我们目睹苏轼与浪涛融为一体,仿佛能看见他那饱满欢快的精神。
自苏轼之后,东湖的一池秀水,滋养了凤翔近千年的文脉,凤翔多饱学宿儒之士,据说就是得益于美丽的东湖。
扩建东湖,是苏轼出现在凤翔最深远的意义。
苏轼与众不同。
他对于做官这件事情,具有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这使他全部的仕宦生涯,无论顺逆,始终呈现一种诗人的气象和气质。
他在凤翔优游做官,从一个艺术家的天性出发,开山凿湖引水,兴建了至今仍然美丽的东湖。
同时恪尽职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凤翔的民生奔走。
今人常以伟大的诗人名苏轼。
其实,他不仅仅是诗人。
今天,凤翔东湖苏公祠前院的影壁上还刻有苏轼的政论名篇《思治论》。此政论分析时政,强调当时政弊在于治国无计划,政策更迭而有始无终,思维严谨行文流畅,呈现出一种政治家的理性之美。
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
对历史典籍长年累月的钻研学习,相当敏锐的观察力,常人难以企及的神思,使苏轼在此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
北宋老百姓身负令人咋舌之赋役,名目繁多。民户于缴纳各种税收之外,还要承担各种色役。
税与役,是百姓平日生活里挥之不去的阴霾。
苏轼来到凤翔后,人们常常见他伫立江边,面对滚滚东去的流水陷入沉思。他在思索,怎样才能救百姓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
此时此刻,苏轼一变热忱敏感的诗人而为慎思明辨的父母官,他企图找出一条崭新的施政措施,使北宋以来始终困扰官民的衙前役得到一种巧妙的缓解。
他真的找到了。
在缜密的调研之后,苏轼惊诧地发现木伐之害的起因在人。
是官府令不以时,错误安排,往往在黄河渭河涨水期下令运木,使百姓面对风起的水流,苦不堪言。
于是苏轼着手修订衙规,给予老百姓自行选择水工和按时令编竹木筏的自由。
此举犹如一颗石子落进深井而生的涟漪,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衙前之害减半”——老百姓服役的痛苦立纾,政府的损失也立减。
这便是在凤翔的初生牛犊苏轼,具有天才诗情和非同一般理性头脑与果敢勇气的苏轼,理性与感性完美融合的苏轼,人称“苏贤良”的通才苏轼。
这便是有着奇特本领的苏轼。
当他为官时,他是最一丝不苟的父母;从政之余,他又是诗情丛生的孩童。他在不同角色间自由转换,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他引人入胜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