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凤翔有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成功使他政绩显著超越职位的卑微，被百姓目为贤良。而一个失败，是他和上司的交恶。

苏轼天性喜欢交游，然而却意外在一个人身上感到了敌意。

这个人是他的上司陈希亮。

苏轼刚到凤翔时，太守是宋选，此人谦谦君子，性格宽容，苏轼与其两位弟弟宋道、宋迪有旧，宋选也待苏轼甚厚，苏轼自然可以不必拘束自己，得以较多地保持本性。

首任上司如此宽以待人，这是苏轼的幸运，然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不幸。

两年后的夏天，凤翔换了太守，新上司陈希亮，使苏轼自出仕以来的顺遂风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陈希亮性格与宋选相反。

他为官颇有声名，治吏严察，为人不苟言笑，据说陈希亮目光如冰，日常对人不假辞色。

上司整日板着面孔，不免使青年苏轼活泼而奔放的生气显得格格不入。何况陈希亮对苏轼似乎也特别苛刻。

陈希亮总一改再改苏轼拟妥的上奏文稿，使以文名天下的苏轼无法承担这种蔑视。

苏轼造访时陈希亮从不痛快地接见，常令其久候不堪：“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客位假寐》）

陈希亮似乎也并不认可苏轼的政治才干。某次路遇苏轼，随身役吏对苏轼高喊“苏贤良”，陈希亮怒斥：“签判就是签判，什么贤良！”

苏轼的自尊心遭受了相当的磨折。

其实陈太守内心一片仁慈。

他是苏轼同乡，故以乡里长老自处，自认对苏轼负有教诲之责。

在他饱经风霜的目光看来，苏轼年少而暴得大名相当危险。

年轻人的自满往往不利其前途，故陈希亮利用职务之便，有意挫挫苏轼锐气。

苏轼虽是天才，一生心性通透，颇能视逆境如无物，其旷达之气，千载之下犹有余韵。

然而毕竟也年少过气盛过。

苏轼那时不懂陈的深意，便以他直率的性情公然反抗，陈希亮是把硬骨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京师呈报公文，状告苏轼抗命。

上下级关系一时僵住了。

很快又急转直下。

当时，陈希亮在太守官邸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利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

台成，陈希亮嘱咐苏轼撰文志之。

苏轼积怨之下意气从事，写了一篇语意刻薄饱含嘲讽的《凌虚台记》：

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长久以来的愤懑委屈全在此文中宣泄了。

陈希亮读完《凌虚台记》，一字未改，径直令人刻上了石碑。

但苏轼此举毕竟伤了倔强老头的心。

他叹息：我视苏轼为孙子，故平日严加管教，担心他自满骄傲。他因此不喜欢我。

这件事情，大约是苏轼心中难言之痛。

好在陈希亮长者风范，而苏轼赤子之心，两人很快冰释前嫌。

某日陈希亮招饮凌虚台，苏轼借再赋《凌虚台》委婉表达了自己对陈太守的歉意和敬意：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浩歌清兴发，放意末礼删。是时岁云暮，微雪洒袍斑。吏退迹如扫，宾来勇跻攀。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联翩向空坠，一笑惊尘寰。

“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纵有误会，一旦消解便胸无芥蒂、坦坦****，这便是诚恳之人的情怀。

后来，凌虚台上南刻《凌虚台记》，北铭《凌虚台诗》，记与诗共存，刻写出一段性情中人的佳话。

数年后，陈希亮故去，苏轼怀抱发自内心的敬爱主动为他撰写墓志铭。后来，他将这种敬爱更寄托在陈希亮的儿子陈慥身上。

陈慥，说起来真是苏轼特别喜欢的那类人物。

陈慥不似其父那么正襟危坐，他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为人慷慨大度，挥金如土。

苏轼曾经亲眼见过这样一幕：陈慥带着两个兵卒在山中骑马打猎，一只喜鹊忽然飞过，两个兵卒各自以枪弹击打未中，陈慥怒马独出，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

陈慥这样利落果敢，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后来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成了挚友。

苏轼在凤翔还与监军王彭过从甚密。

王彭十分豪气，视功名如轻忽。他曾讨贼而边功卓著却不获朝廷奖赏，普通人遇此难免心有不平，王彭却不以为意。

这类人物很合苏轼脾胃。

他与王彭比邻而居，日则相从，颇投意气。

王彭也特别欣赏苏轼的文章，苏轼每有新文，王彭便赏读终日欢喜终日。王彭喜欢佛法，竟影响苏轼从此对佛经产生了兴趣。

两人惺惺相惜，甚为相得。

还有一人，则是苏轼凤翔期间的奇遇。这个人，在苏轼的生命中，带去过雪中送炭的温暖，也赋予过惊天骇浪般的冰凉。

奇遇发生在苏轼去长安考试应解试士子、作策问之时。当时商州也在湖北省境，所治县分距凤翔不远。同去公干的人中有商州太守，苏轼与此人一相识即如故。

苏轼非常欣赏此人，认为他奇伟绝世，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这个人后来果真在宋哲宗朝做了宰相，他就是章惇。

在后世，章惇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当时，很有几件奇事足以说明他非同一般的辛辣和胆魄，使苏轼叹为观止而欣赏喜爱。

那是嘉祐七年（1062）的秋天，苏轼与章惇在京都初识，随后相携而归。途中，他们在一座山寺歇息。

两人一见如故，自不免饮酒为乐。

酒酣耳热，忽然听闻附近来了老虎，苏轼与章惇皆有寻常人没有的豪气，竟不避而勒马同往观看。

当他们走到距离老虎数十步时，两坐骑为虎威所慑，停步不前。苏轼便道：“马已如此，又何必再去，于是掉头回来。”

而章惇并不，仍然独自鞭马向前，他说：“我自然有道理。”

眼见已接近老虎，章惇忽然用铜沙罗敲击石头发出意外的声响，老虎受惊逃窜而去。

章惇于是镇定转身，笑着对苏轼说：“你不如我。”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苏轼与章惇同游仙游潭。

途中，他们经过一条深涧，其下绝壁万仞，其上架一条窄木板，低头望去深流翻滚而两侧巨石陡峭无所依靠。

章惇提议走过木板去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字。苏轼惧而不肯，章惇却坦然而行。

章惇独自走过深涧，之后将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竟**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惇来”五字。随即回来，神色自若。

苏轼惊叹不已。

他以手抚章惇背，说：“他日你一定能杀人。”

章惇问其缘故，苏轼回答：“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章惇闻言毫不生气，反而大笑。

这两件事，都非平常人所能为。

豪爽如苏轼，也不会以性命犯险。

而章惇却胆大包天。

苏轼洒脱而章惇粗豪，两人自此关系甚笃，彼此也常有明心见性之语。

一日，章惇着肚子躺在**，而苏轼正好从外面回来。

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此中何物？”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族内部事务。”

章惇不以为忤，依然大笑。

许多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

当时王珪落井下石，以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根至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句牵强附会，向宋神宗进谗言，说龙本在天上飞，苏轼却称之为地下的蛰龙，还要在九泉之下去求，这是诅咒皇帝，有谋逆之心。

是时章惇勇敢进谏，指出龙并非专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称为龙。神宗因此薄苏轼之罪。

不仅如此，退朝之后，章惇相当严厉地责问王珪：“相公为什么要这样，想灭掉苏轼家族吗？”王珪说：“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不屑地说：“他的唾液也可以吃吗？”

此事犹可见章惇对苏轼的感情以及敢于触犯龙颜的勇气。

可惜后来章惇为着一己之利，终于视苏轼为敌人竟而加以迫害。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难以逆料。

苏轼到凤翔之前，那里的黄沙早已掩埋了历史的辉煌与深沉，人们的生活粗粝不堪。苏轼以风流潇洒的姿态，使凤翔重新生出了文明的羽翼。

当凤翔人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搽雄黄、将束束艾草挂上门楣，他们总会怀念那位非同一般的判官苏轼。

北宋，凡地方官做官三年，朝廷就要考察政绩如何，这叫“磨勘”。依据查考的结果，再经推荐，朝廷通常将另授新职。

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解除官职。

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

苏轼从此离开了凤翔，再也没有回去过。

然而，他在凤翔留下了人文的种子。他所兴起的文明余风，仍日日吹拂着东湖清澈的湖水，令莲叶摇曳，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