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渴望被了解。
即使孤僻如苏洵，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失眠的夜以及仰望梦境时的孤单悲伤。
红颜知己，是男人心底幸福的隐秘。
苏洵是幸福的。
他的妻子程氏，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思想独立，行事果敢且不乏温婉。最重要的是，她对苏洵有不随流俗的了解。
富家女程氏十八岁嫁给苏洵，苏家贫穷蔬櫔，但她毫无怨言。
面对富有才华而浪**度日的丈夫，她懂得以女性特有的智慧相伴。
苏洵性格孤僻，并不善于讨生活。
困窘之际，曾有好事者问程氏何不求助富足的双亲？
程氏淡然回应：“若我求助，丈夫如何自处？”
因为懂得，程氏在贫乏的物质生活里安然着，沉默着，直到苏洵二十七岁时忽然生出了上进之心。
那时苏轼出生不久，风和日丽，岁月静好，浪子苏洵沉默良久，忽然对程氏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他说：“我自问，从此刻开始求取前程，应该能成功。然家中需我提供生计，若我潜心学问，则无法维持，真是无可奈何！”
程氏闻言大喜，苦尽甘来的激动几乎使她落泪。
但她克制着自己，保持了一贯的宁静态度。
程氏微笑着，对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熟的丈夫说：“从前，不想你因被催逼而读书，我才闭口不言。若你有志，家中一切生计，何妨由我承担？”
这就是女性的隐忍与智慧。
程氏对于一切早已成竹在胸，她不过一直在等待浪子归家罢了。
于是程氏典当家中衣物器玩，置办生计，努力经营。不出数年，家道便至于小康。
苏洵因此得以专心向学，终于率两个天才儿子震动京城。
程氏能干，并且仁慈。
兼具能干和仁慈的人通常智慧。
程氏能够长久忍耐苏洵的桀骜不驯，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因为了解。她天性中具有一种悲悯，使她具有通常现代女性才有的对人性的通透认识和理解。
这种通透惠及她身边的一切。
苏家庭院树木葱郁，常有鸟雀飞来栖息。
程氏珍视这些小生命，因此严禁苏轼兄弟和家中婢女捕捉。
苏洵的祖母性格古怪难缠，尤其对小辈极严厉苛刻，甚至听到杂沓的脚步声便勃然大怒。
但祖母唯独钟爱程氏，每每见之则喜。
对苏洵而言，程氏并不仅仅品德淑慎，更是知己。
程氏娘家富裕，但她却嫁给了贫穷的苏洵，因为她看重苏洵的才华，即使他起初并不想用这才华去加官晋爵。
当程氏病逝，苏洵写了一篇文字祭奠这位给予自己温暖的知己。
他这样**心声：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
从这段祭文，足以了解苏洵拥有多么美好的婚姻，程氏多么善于勉夫教子。
程氏了解苏洵，而他也深知程氏对自己的了解。
苏洵求取功名、在外游学的时光中，小苏轼的教育便交给了母亲。
程氏自幼喜欢读书，竟至眼界非凡。
身为女子而对古今成败、治乱得失颇能言中要害。
程氏对读书有自己的看法，她看重的是通晓大义，而非仅仅顶个读书人的名号。
这种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价值观影响了苏轼。
苏轼八岁，进小学，不久即能认识诗文字词。
一日，道观里来了一位京师客人。
张易简与客人闲坐，两人手持一诗稿不断点头称是，苏轼好奇，也挤在一旁观看。
张易简二人谈论的诗稿是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
石守道即石介，当朝国子监直讲。
此人性格耿直，敢言敢勇，其论“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
当时是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深受器重，皆居高官要职。
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
此即“庆历新政”。
新政颁布令石介无比振奋，于是挥就《庆历圣德诗》，对革新派强烈褒扬，对保守派无情抨击。
苏轼将诗稿粗读一遍，知乃诗人对崇敬之人以全部的热情赞颂，便追问诗中提及的是些什么人物。
张易简起初不以为意，乃敷衍道：“童子何用知之？”
苏轼回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黄口小儿竟说出真理，令两位读书人深受震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张易简正襟危坐，将这十一人之事迹细说分明。
张易简将诗文讲完后喟然长叹：“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听了张易简的解读，石介诗中“惟仲淹、弼，一夔一契”的赞誉仿佛在苏轼耳畔回响。
他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些人：尧之夔、龙，舜之稷、契，周之闳、散，汉之萧、曹，唐之房、魏。
最后，是当朝范仲淹、富弼等不世出之贤。
他仿佛同时看见了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苏轼心中自此生出对此种人杰的倾慕之情。
后来，苏轼先后结识了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人，唯独因范仲淹逝世较早，无缘相见，引为平生憾事。
直至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才了结四十七年的思慕之情。
苏轼也曾跟着母亲读《后汉书》。
有一天，他深受震动，因为读到了范滂的故事。
范滂是名正直书生，在后汉儒士与阉党的斗争中，曾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不幸被害。
在被捕之前，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范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苏轼内心异常激动，身上仿佛也涌动着同样的勇气。
他问母亲，如果他长大之后，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
苏母微笑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可以想象，母亲的这番回答对于小苏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后来，苏轼一生，但有机会，便如同范滂附身，始终实践着幼年时既已萌发的理想，眼前也始终闪动着母亲旷达坚韧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