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至上主义（consumerism）、电脑（computer）、现金（cash），这三C几乎可以定义当今中国都市年轻人。但是，若干年的意志消沉后，严肃文学和焦虑艺术也同时有了复兴的迹象。当崇拜自体性行为的作家——例如《上海宝贝》的卫慧和她的各地模仿者——可能因时髦的自传而成为流行作者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得比金钱和卡拉OK更加深入。直言的年轻批评家们再次赢得了听众，商业出版业的新潮流表明，他们警醒的爆发是有市场的。

余杰是否是中国最多产和最直言的年轻评论家，还存在争议。90年代中期，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写作人，编写地下出版的小册子，在首都的大学区派发。逐渐地，他的作品登上了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1998年，他首次出版两本文集，广受好评，继而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和成功的商业性特约撰稿人。

在敏感地揭示生活、爱和希望的同时，28岁的余杰并不讳言他怀念80年代。他是一个“赶不上时代末班车”的人，对他来说，80年代是严肃作家有许多诉求的时代，是爱情故事和武打小说还未充斥流行文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年轻思想者和激进分子自觉肩负社会使命的时代。“80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他在文章《知识分子：终结还是重生？》中写道，“他们拥有简单而明确的理想主义、缔造历史的坚强渴望以及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空前的自觉性。他们希望在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用了几百年才意识到的历史使命。”

对一些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困惑、无知、自大的时代。余杰反对这种想法，认为有这种想法的同辈是“逃避当今的紧迫事件”，他对他们感到绝望。他问：“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的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真的结束了吗？”有人也许会认为，余杰对同辈的批评，反映出他对像他那样的作家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感到失望。中国专横的讽刺作家王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是一个年轻偶像）对余杰的批评更加尖刻，指出他是一个聪明的伪君子，很懂得“要骂谁，要恭维谁”。对王朔来说，余杰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业作家，完全准备好在必要时刻玩愤愤不平的文化异见。

余杰的作品并不局限于理想主义和文化自主的精神。他的作品首次面世的时候，一批作家凭着小说、诗歌和评论成为显要人物。1998年底，他们中有54位——大部分是20到30岁——参与了一项关于中国艺术状况的独立调查。调查结果以《割裂》的题目出版，今年初以单行本的形式重印，薄薄的小册子充满了对官方和非官方文化的谴责。

根据其南京组织者的说法，《割裂》的调查是一场“表演”或“事件”，发起的原意就是要有挑衅性和攻击性。把事件描述为“割裂”，作者们理解为文化的分离以及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并提供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相关定义。

几乎所有的回应者都申明，文化机构——由国家支持的协会和奖项——没有尽到责任，至少在这些机构把文学奖项授予他们之前是如此。《割裂》的组织者之一韩东说，在“腐败和陈旧的文化秩序”以外，中国正形成两大文学阵营。一个由那些在商业上可行、在政治上善变的作者组成，其中许多已经为全球读者所认识：莫言、苏童、王朔、王蒙；另一个由年轻作家组成，像那些参与《割裂》的作家。他们“对文学环境和主导文学秩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和谨慎”，相信自己代表了常常被北京、上海甚至台湾主流作家淹没的文学界的边缘元素。韩东说，这些作家并不对抗正统文化，相反，他和其他人所信奉的文学独立反映了在近几十年来已成长起来的个人主义，并且找到了商业出路。

多年来，尽管政治理想、社会良知以及真诚姿态在中国流行文化中受到排挤和嘲笑，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存在。例如，过去几年盛行网上出版，互联网上有无数关于文化争论的论坛，十分活跃。在白天，参与者读书或者工作，为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提供消费者的愉悦；到了私人时间，许多人就各种话题发表文章和意见。对于余杰、韩东和《割裂》等人来说，朋友这一概念已经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