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都听说过《上海宝贝》。这是一本坦率得令人震惊但又乏味的小说。作者卫慧，自诩为“中国第一个被禁的色情女作家”。但听说过郁秀的《花季·雨季》和韩寒的《三重门》的人比之更多。卫慧唤醒了中国都市反文化，棉棉的小说更加黑暗——她的文集《啦啦啦》是当代第一部描写中国都市毒品状况的小说，但即使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郁秀和韩寒的作品却超越了他们的感性对手，销量更大，更受欢迎。

郁秀的《花季·雨季》出版于1997年，略过了流连酒吧、**交易以及吸毒等古怪的行径，以世俗的笔法描写了一群生于70年代的中国少年的典型生活。根据她的中学经历以及同学们的故事，郁秀以现实、平静、优雅但略带稚嫩的笔触，写出了即将走向社会、正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见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不论好或不好——的年轻人的故事。郁秀成为潮流的缔造者，最近几年，无数关于少年人或由少年人写的小说充斥市面，有的甚至是10岁左右的孩子的故事。出版商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崭露头角的小说家身上，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小说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卫慧、棉棉之类的大胆作品、上海王安忆或穆斯林小说家张承志等老手的讽刺作品有提防之心。

韩寒，今年18岁，从学校辍学，也许是少年小圈子中最有天分最引人注目的一员。他的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广受欢迎，特别是最近的《三重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三重门》表达了他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看法，他因此选择了辍学，专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老少咸宜，年长的认为，韩寒的作品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问题。但对学校生活和学习过程的明显轻视，也许对他本人和同样无心向学的少年造成真正的障碍。这些孩子在真正融入生活之前就对生活作了描写，一旦走出校园，他们是否能充分认识社会、描写社会？

自身问题最多的作者还是那些“震惊姐妹”——棉棉和卫慧。42岁的王朔，曾经是“北京流氓”，写了大量被禁的作品。他把棉棉（也是辍学的高中生）形容为一个“用身体而不是用脑写作”的人。当然，她对这一句话有不同解释。但不管是她、卫慧，还是其他新锐小说家都不能否认，在他们关于青少年的故事中，身体——它的欢娱和痛苦——是核心。那些描述性的语句普遍缺乏美感，作品中充斥着不健康的人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招致保守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批评的避雷针。当然，这些批评只会提高他们在忠实读者心中的地位。

性、暴力、厌倦、代沟和其他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新锐作家的主流。一位评论家如此评论说：“他们有着各种勇气，但不知羞耻。”其他作家，年纪稍大或名气稍大的，继续不落俗套地描写社会和文化，吸引着读者。朱文（音）最近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出色地描写了拥有大量金钱但缺乏思想的都市年轻人的厌倦，其他60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例如四川的洪鹰、北京的陈染、广西的林白——则以更富经验的叙事风格继续描写性，特别是女性性行为和女同性恋关系。

关于性的话题，没有什么小说比互联网更开放。网络的无政府状态、出版商的自由，大量匿名而主动参与的读者，使网络成为未来作家难以抗拒的论坛。同性恋——一个被禁止印刷的题材——在中国网络小说中是最受欢迎的主题，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犯罪故事、爱情故事和科学小说。

事实上，科学小说也是最受欢迎的印刷题材，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西藏作家阿来于1998年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尘埃落定》，是最畅销小说之一。他是《科幻小说世界》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每月发行量约50万册，达到主流作家文学作品的销量。现在，他们不仅要与“更性感”的杂志竞争，还要与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竞争。

热爱严肃文学的人，尽管近几年在陆续减少，但仍然创造和消耗了高质量的写作。他们的作品有时在海外比在国内更出名，但莫言是一个例外。他的最近两部作品《酒国》和《**肥臀》被禁，但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数以万计的盗版书。其他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例如余华、韩少功、贾平凹，仍然是评论家和编辑。与年轻一代相比，他们对作品的美学标准要求更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王朔成了频频获奖的电影摄制者，并成为年轻作家的偶像。卫慧公开承认说，国内对她的作品的批评堆积如山，“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我错了。”棉棉则根本不想被称为作家。少男少女们努力成为下一代诺贝尔竞逐者，毕竟中国的文学界与中国社会一样丰富多彩。

而这些，组成了中国的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