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旷的北京华达人类基因研究中心大堂，木屑散布，发展前景难以确定。综合楼外灰尘飞舞，即使是最冷静的实验室技术员也不免为此而紧张。蟑螂在脚下疾行，昂贵的DNA分析机面临着被小虫等物体阻塞的危险。

然而，尽管设备毫无吸引力，这栋位于北京市郊的建筑物却进行着几项全球最先进的基因研究——还肩负着中国科学研究的未来。研究院中的年轻科学家，平均年龄只有22岁，已经描绘出染色体3的关键结构，并有望提前两年完成人类基因研究项目。中国最顶尖的DNA解码人员，现在是在这样一家有名望的机构中积极工作。

但与他们的工作同样著名的是，这些科学家是“海龟（归）”——海外归来。中国的人才通常都流失在国外，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年纪轻轻，也有机会从事尖端研究，当然还因为一些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不管我们多么有才华，我们总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发展始终是有限的。”31岁的胡松年（音）说，他在华盛顿大学念基因学，“我宁愿在中国工作，既能帮助国家，又能使我的工作受到重视。”

过去，中国大陆缺乏这种重视，以至老牌的研究院无法吸引到好的研究员，直到最近，情况才有了好转。中国有大量的科学家——中国的教育比世界各地都要强——但不在北京或上海。数万名中国科学家在美国或欧洲工作，享用着先进的设备和丰厚的薪水。一年多前，华达开始聘请符合资格的研究员，只吸引到20来个科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实验室的需要。“我们只好研究一些办法，吸引海外科学家回流，否则人才都被别的国家用了。”张孟（音）说。他是该研究院的招聘主管，负责吸引海外研究员回归祖国。

潮流已经改变。市场改革启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人才回归的吸引力。在90年代中期，国家各部开始向海外归来的学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创业贷款等。开始的时候，回来的是刚毕业的MBA人才，他们像许多外国企业家一样，看到了中国13亿消费者中的商机。接着回来的是互联网巨子，投身于中国网络化进程的机遇中。

今天，从西方飞回的学子，大部分是已毕业的科学家，奔赴26个所谓的“科技园”——为“海归”们度身设计的由国家支撑的高科技风险孵化器。第一个“科技园”成立于1996年，由一批有胆识的“海归”创立，位于苏州的东边。现在，同类机构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市郊陆续成立。到目前为止，在这些“科技园”中，海外归来的游子们运营着超过1000个企业。

暗淡的开始之后，在西方受教育的华达创始人决定建立一个科技园，选址在北京机场附近的空港工业发展区。他们享受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低租金和优惠的进口待遇，从而可以把资金大量投入到昂贵的设备中，以及提供国内企业望尘莫及的高工资。

仅仅一年之内，华达从30人扩大到200多人（今年年底有望达到300人），成为人类基因项目的第六大合作伙伴，与著名的英国三格（音）中心、日本的Riken基因科学中心齐名。张孟说：“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机构中工作，对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机会。”

尽管他们目前的收入还比不上在美国，研究院的年轻研究员们却有机会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在西方，这类研究一般只能由高级研究员进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在美国是由年龄两倍于我的人做的，”胡松年说，他目前正负责该机构的一个生物农业项目，“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机遇。”许多科学家也说，有机会针对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来解码人类基因，使他们感到很兴奋。西方基因实验室倾向于研究如何战胜糖尿病或心脏病等疾病，但中国人易患胃癌等恶疾。“这是一个让中国人解决自己国民的问题的机会。”袁隆平说。他目前正研究一个高级杂交水稻基因计划，能令数亿中国农民受益。

除了科学知识以外，“海归”们还带来了别的东西。在科学知识的教学上，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一样经验丰富，但据“海归”们说，中国学生缺乏在实验室环境中与人沟通的技巧。“我在海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何与其他研究员合作。”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念生物化学的张力（音）说，“在中国，科学家们受的教育是：只管自己的研究就行了，所以很难让他们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新研究员把他们的实验室合作技巧传授给国内毕业的技术员，结果华达的效率要比国内其他科学中心高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愿意回来。去年中国有5万人到美国念书，其中学成回国的可能不到一半。胡松年承认，如果他已经成家，要把家人安置在他简朴的寓所中，他也许会有所犹豫。“但我还年轻，”胡松年说，“年龄大的人所不愿意抓的机会，我可以抓；他们不愿意做的实验，我可以做。”下一代科学家真幸运，中国终于也准备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