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新音乐演奏会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超过2万个中国年轻人满怀希望地站着、吼着，警察一如既往地围着场馆，命令他们坐回座位。但他们不必如此：乐队的暗淡表演很快就使场面安静下来，第二队表演者表演完之后，观众已经坐下来了，礼貌地拍着手。余下两个半小时的表演只有零星的**——少数的手在挥舞，少数的自制横幅在摇晃。当唐朝等摇滚巨星表演热门曲目时，人群才爆发出欢呼声。总体来说，观众的反应是冷淡的，在主要乐队黑豹表演期间，人们开始离席。

10年前，现代音乐节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当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现代音乐节是第一个国家批准的以中国摇滚乐队为主的音乐会。为了热切表示年前的打击政策已经放松，6支本地乐队如愿以偿地登台亮相，其中一些随后还获得了录音合约，变得小有名气。中国的摇滚乐手看来前途一片光明：有唱片公司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乐迷支持，还有来自官方的即使有点勉强的批准，摇滚音乐有可能成为中国都市青年文化的一股力量。

然而10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庆祝。中国的音乐人仍然面对很大的障碍，不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官方的过分管制，而在于音乐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摇滚音乐人要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吸取教训：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重新充实自己，认清竞争对手，了解自己的听众。

市场是难以征服的。即使是比较世界性的都市人，中国人大体上不喜欢摇滚。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没有什么危害性、完全由香港和台湾人炮制的流行音乐。虽然大陆摇滚音乐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有一班坚定的追随者，但即使在有一定生存机会的北京，仍然显得另类。在北京，比较出名的摇滚音乐人还偶尔可以在体育馆开开演唱会，但买票的人大都出于好奇。他们并非摇滚的狂热分子，更不会成为皈依者。

即使是狂热爱好者，也越来越喜欢西方摇滚（大部分是听翻版CD），从而制造了障碍。中国摇滚制作简陋，大部分是舶来品风格，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摇滚作品精美得多、自信得多。“如果把任何一张美国摇滚CD和一张中国录制的CD放在一起，两者根本没法比，中国的制作技术落后好几十年。”22岁的北京音乐评论者王磊（音）说。

经济效益也差强人意。摇滚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种种陋习——拙劣的基础设施、缺乏专业精神、盗版。音响和灯光设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在2000年千禧音乐会的音响检查之后，瘦人乐队的主音歌手戴勤（音）向我抱怨说：“去年8月的富士摇滚音乐节，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表演，那里的音响设备比这里整个体育馆的都要大。”有些中国摇滚乐手有机会到国外去表演，回国后都对本地音乐行业的低劣质量感到沮丧。

西方对中国摇滚乐界的大量报道，导致许多本地乐手自满起来，变得与西方同行一样爱慕虚荣，渴望别人的注意，造成不健康的自我膨胀。西方媒体认为，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音乐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迅速成长，并把60年代看成是中国摇滚的起源，而崔健被誉为“中国的鲍伯·戴兰”，中国的90年代步了美国60年代的后尘。

但类似这样的报道是不属实的。大体上，中国的摇滚乐手更像“枪与玫瑰”，而不像鲍伯·戴兰。那些梦想踏上摇滚星途的中国音乐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他们了解西方媒体想听什么，并玩世不恭地重复他们想听的东西。对绝大多数乐手来说，摇滚只隐喻着一种美国梦：金钱，性，名声，对快乐的放纵追求。

那些有前途的中国乐队知道，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热爱音乐以及适当地面对现实，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支激进的强摇滚乐队——瘦人——经常在北京的俱乐部里聚集，凭着高超的表演技巧激起人群的兴奋。但该乐队强烈的、张扬的舞台影响力，令国营电视台震惊，乐队成员只能进行网上推广和巡回演出。“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什么。”魅力四射的戴勤说。他今年29岁，长得像蒙古大汉似的，“前面的道路很崎岖，但我们不会妥协，我们要坚忍不拔。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