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绝不选择偷渡了。因为那经历太可怕，我都死了好几次了。

我姓陈，福建人，20岁，在家排行老二，就叫我陈二吧。我是1999年9月2日晚离家的。第二天天还没亮，大雾中，我登上了“蛇头”的船。

和我一起被蛇头像装螃蟹一样码在小船里的，还有十几个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谁也不说话。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伙人，都是准备偷渡到美国去的。

这事我只告诉了老爸。老爸50岁，是海边一个小村里的农民。当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天生不听话，在做生意之前，我不是泡在卡拉OK里，就是跟人打架。看别人做生意，我也想挣大钱。一个多月前，我在厦门做鱼虾生意时，把老爸老妈从嘴里省下来的钱赔了个精光。我气自己没脑子……我突然想到美国去，听人说那儿有赚大钱的机会。于是一个哥们帮我找了一个人，一个蛇头。条件是我得给这家伙3.7万美元。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答应我可以先走，等我到美国挣了钱后再说。

其实，关于偷渡客的种种故事早已塞满了我的耳朵。有的人死在途中，有的人还没上岸就被警察抓住，遣送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爱拼才会赢。

我和老爸定好，不让老妈知道。因为她知道了会拼命不让我走的。

9月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到自家的面馆去，这个面馆是我帮老妈打理的，一般是我守摊等吃客。老妈照样唠叨我该做这做那，老妈一走，我就飞快地关了面馆门，搭车去福州，那儿离我家有25公里。我已经和蛇头约好，他在福州火车站等我。

这个蛇头又矮又胖，戴着金表，手指上的金戒指又大又粗。他是南方一个走私集团的头儿，他的狠毒在福建是出了名的。船会翻吗，被抓，送回来……在希望与恐惧中，我悄悄地登上了船，直到船悄悄地启航。

我不知道船开到了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小船停了下来，我们在海边等着。后来来了一艘生锈的韩国旧货舱，一个装有60多个偷渡客，一个装着水和食物。我被关在后面的货舱里，舱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像是被投进了监狱……

船舱没有窗，没有风扇，空气污浊。气温越来越低，我又冷又饿。越冷就越想上厕所，而“厕所”只是2只桶，分别给男的和女的方便。在这窄窄的货舱里，要想保持卫生是不可能的。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眼睛开始闹病了，又红又痒。很多天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去厕所撒尿都要摸索着。蛇头定期送来水和饭，有时给点花生、蔬菜，但没有肉和鱼。天黑了，我们这些偷渡客只能头挨头，脸碰脸地睡在一起。

押船的有6个蛇头和3个柬埔寨人。那3个柬埔寨人不会讲汉语，蛇头用英语跟他们讲话。我们这些“货”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货舱中，每周允许我们到甲板上去放一次风。有一次，我想出去透透气，挨了一顿臭打又被扔回货舱。而蛇头们却坐在甲板上，自在地喝着啤酒。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货舱，挑一两个年轻女人到甲板上去。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是，他们一来，我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一个偷渡客病了，直叫头晕恶心，但蛇头不管不问，第4天，他死了。和他一起偷渡的他的老婆和3岁的女儿，扑在他的身上一直哭。蛇头却叫人把尸体扔进大海了事。

后来才听说，这样的旧轮船横跨1.4万公里的太平洋要花5个星期。而现代化的集装箱轮船要快得多。但用集装箱做这种“生意”危险性大。如果我们从香港被装在集装箱里发往美国，蛇头只需付从香港到西雅图的集装箱钱。12米长的集装箱每个能装24人，只需交900美元。但集装箱没有窗口，在海上没有机会出来放风，偷渡客可能因饥饿或窒息而死。更重要的是“风险”更大，因为大船必须停靠合法的港口，通过正式的海关。

旧货船不适宜远航，但却有随时停船的便利条件。据说，蛇头要付给船主25万美元。

10月初的一天，船遇到了暴风雨。海浪打到甲板上，水涌进了船舱。马桶翻了，我们像掉进了粪坑里……

那时我只感到极度恐惧，周围是阵阵尖叫。事后，我才知道甲板上的蛇头也很紧张，因为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就赚不到钱了。10月8日，船终于靠了岸——但不是美国，而是离美国很远的危地马拉。

恶劣的天气妨碍了着陆，蛇头命令我们分批上“岸”。这个“岸”离陆地还很远。我还算幸运，是第一拨上岸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几个小时过去了，才见到一条柏油路。那儿有车在等着我们。第二天，接我们的人又到船上接人去了。可能是当地农民发现了我们，报告了警察，因此第二批上岸的人中有38人被警察抓走了。还有一只小船被海浪打翻，12个人被淹死。

我和100多个偷渡客被带到一个台湾人家中，他的妻子是危地马拉人，家在危地马拉城郊区。这是一个大老板，住的别墅很大，有100多个仆人。我们在他家藏了一个月。

11月初，一辆白色卡车开进台湾老板家。老板命令我和其他24人爬上汽车，钻进卡车车厢的假车箱底里。然后车箱里装上葡萄，向北开去。我们被拉往墨西哥。在这个卡车里，我整整憋了40小时。没有水，几乎没有空气，我一直躺着。如果再在车上待一两个小时，我可能就被憋死了。

车开进了墨西哥森林，我和同伴被放了出来。台湾老板把我们交给3个带枪的墨西哥人，他们将负责把我们送出墨西哥边境。那几个不会说一点汉语。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货”。

由于偷渡客已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我们一直在森林中东躲西藏。直到1999年12月末，我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墨西哥人有时给我们点饭，但这种机会很少。我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了，比如说香烟吧，它是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好东西。

2000年元旦那天，我被车带到墨西哥北部边境一个城市。我们还在等，我猜想，这些墨西哥人在等他们在美国边境的同伙。1月10日，我们到了沙漠。听说沙漠的那边就是美国了。

过边境用了整整6天。每天只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夜里，沙漠地区滴水成冰，我们只能抱成一团取暖，因为墨西哥人不允许我们点火。终于到边境了。那儿的铁丝网已被人剪断。我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点力气都没了……

135天，1.7万公里水路和陆路，终于到了美国，但没有时间高兴，因为美国边境巡逻兵一直在搜寻着。还算幸运，我们没被发现，一辆带有黑色窗帘的汽车在等着我们，司机是中国人。第二天一大早，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街景看，我们到了一个大城市，司机告诉我，那是休斯敦。

休斯敦？没听说过。事实上，除了“美国”这个词外，对美国的地理呀什么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一个表姐，住在纽约的一个叫法拉盛（FLUSHING）的地方。

偷渡客各奔东西，蛇头让我留了下来。我成了“肉票”，要是我家里凑不出钱，蛇头会把我卖给黑市，或者就干脆宰了我。晚上，我被拉到洛杉矶，关进了一间小屋。蛇头让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我老爸老妈交钱给在福建的蛇头。由于十几个偷渡客死亡和38人中途被抓，蛇头要我加付到5万美元，而且不许讨价还价！

我老妈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起来，4个多月了，家里人这才知道我的死活。

老爸立即四处借钱。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尽管借钱的人要我家每月付2%的利息，老爸还是答应了。怕钱丢了，老爸把钱放在铺盖底下，晚上让我哥看守着。两个星期后，终于将5万美金筹足。2月1日晚上，蛇头到我家去把钱拿走了；第二天洛杉矶的蛇头也放了我，送我上了到纽约的飞机。在法拉盛，我找到了表姐，可一个星期后，她就把我赶出了门。

我只敢坐地铁，因为不用问路。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英语更不灵了。还好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我看到一个广告：付40美元介绍费和12美元车费，可以帮你找到工作。我掏出在家里攒的最后一点儿钱，恳求别人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被车拉到这儿——新泽西的一家中餐馆。在这家餐馆中，我每天要洗菜、切菜、洗碗筷，还干其他杂活。

我是“黑人”，老板要我每天干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同样，因为我是“黑人”，我不能买烟和酒，因为买烟酒需要身份证。而我却最爱抽烟和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