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出身看，周安船（音）是个农民，但是如今，他的生意是从驶入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船只上搬运货物。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寄回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在四川省耕种着家里那片极小的田地，他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你真的无法靠种一些洋芋来挣钱生活。”周说，他看起来很憔悴，因工作的缘故而疲倦。

周的困境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中的一个：经济自由化给上百万的人带来了富裕和工作，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为了跟上繁荣——或仅仅能够生存下去——像周这样的人不得不移入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去。那通常是非法的；结果那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流动人口”。他们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00万至1亿。

重庆已经变成流动人口的中心之一，一部分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计划。在1997年，这个城市从北京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直辖市的地位，这使它变成一个经济大磁铁。这个城市获得了超过8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权限，这些地方曾经属于四川省，它还获得了对外国投资实行宽松政策的权利，以期建起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成百万的美元投向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使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扩展——以控制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移动的潮流。

这是个好的计划，但却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的下滑打击了重庆的化工和钢铁企业，导致了几乎30万的下岗职工。但是从农村地区出来的移民继续到来，寻求生计。工作竞争极为激烈。周愿意在这个城市的重新整修的港口工作，但是他已47岁，他不认为他能比一个更年轻的人容易被选中。“我可以做得更多些，”他说，停了下来看了看正驶入这个繁忙码头的船。“但是我不能完成。”他在一个更为陈旧的，半浸在水中的码头搬运货物，一公斤一角二分钱，他在背上架上竹棍来帮助搬运货物。

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到底在重庆有多少流动人口，但是据估计达到200万。这些民工为这一地区修建起了宏伟的公路和隧道，卖从农村运来的水果和香料，以及在背上搬运货物。（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运载沉重的货物是用自行车来做的，但是重庆的街道太陡峭了。）本地居民叫这些人“棒棒军”，这个名字源自他们背上的竹棍。他们用接受和猜疑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人。“棒棒军是重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地一个导游说。“但是提防着点他们——他们都是腐烂的蛋。”

王骆（音），一个从事搬运工作的劳工，说，他很庆幸他有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错。”他说。“它比农活轻松，而且我也有自由。”他已经在重庆待了三年了；这些年到达的外来人口常常在他们一到这个城市就被当地的警察赶到离码头很近的一条街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举着招牌，上面用铅笔涂写着他们的工作资格：强壮，工作努力，很正派。

在朝天门码头，农村劳工们挤上一条小船，明显地精疲力竭了：他们正要短暂回家帮助收割。李安敬（音），一个35岁的水果商，解释说最近生意一直不太好。“有太多的人已经被解雇了。”她说，“但是我想我是相当幸运的。我仍然能负担得起时不时回家看望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