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北京的气氛好像对财富越来越着迷。但那并不是比尔·盖茨如此喜欢访问中国的唯一原因。与在美国不同，在那里这位微软公司总裁面对的是反托拉斯诉讼和众多团结在一起的敌人，而在中国，盖茨的话经常被引用。在他最近一次中国之行中，在深圳停留时他确认，他已经将几乎所有中国计算机制造厂家列于他的公司的“维纳斯计划”之中，它是一种软硬件的合成品，可以让VCD机或其他类似的设备在普通电视上展示中文因特网内容。他宣布维纳斯机顶盒“将会把许多家庭不可能负担的娱乐、教育和通信带回到自己的家中”。

乍看起来，这个计划颇为圆满。中国有13亿人口，3.2亿台电视机，而只有210万个因特网用户。即使是最便宜的PC机也会花掉一个普通中国城市居民几个月的平均工资。按照推测，维纳斯机顶盒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有电视机的人跨越这个阶段，从而几乎是立刻进入超级信息高速公路。（这些设备，由微软北京实验室开发，预计年底之前可以完成。）用维纳斯机顶盒的热心者的话来说，这是有中国特点的调制解调器。虽然令人奇怪的是，维纳斯机顶盒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中国名字——只是一个几乎毫无意义的英文音译。它所具有的只是微软视窗CE，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中国人质疑盖茨虔诚的热情。

对于中国低收入家庭，计算机早就不是什么新事物了。几年来，绝大多数百货商店以只有500美元的价格售简单的教育用微机。这些机器使用类似于5年前的电子游戏控制台技术，但有全部功能的键盘，能够在电视屏幕上显示中文字，能够运行很多教育与娱乐软件。微软在维纳斯计划中所列出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具备自己开发这种产品的技术与资源。他们所不具备的应该是对盖茨的理由提出怀疑。

事实是，共享智慧——1200万中国人实际上希望从超级高速公路上获取的信息——并没有什么真材实料。自1995年，中国已经售出1000多万台PC机，但是5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有国际互联网接口。在富裕的广州，国际互联网使用的程度远低于北京。同时，低成本的、易于操作的“国家企业内部互联网”，一个对大众的当地内容的互联网选择，却没能用起来。它可能会在年底放弃。

这都说明成本并不是中国连接互联网的主要障碍。障碍之一是社会性的。北京是这个国家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是中国教育、文化和高技术中心。另一个挑战是提供给大陆市场的低品质内容。当前，互联网接入主要吸引着年轻人、受过教育的人、讲英语的中国人，他们使用网络作为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和与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与同学的通信工具。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来说，互联网现在提供不了什么。

虽然对于盖茨来讲，维纳斯计划具有额外的优势：它可能会对克服公司内CE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微软的视窗95能够在美国桌上型电脑市场一统天下，就是因为它的兼容性：用户买回已经具备绝大多数软件的操作系统，然后第三方开发商为这种已经有了很多用户的系统生产软件。另一方面，视窗CE的目标是手上型与内核市场。手上型电脑用户不在乎在他们的操作系统中有多少程序可以互相运行；他们只是想得到一种简单的、可靠的与易于使用的系统。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视窗CE已经在美国失败，只占有25%的手上型电脑市场，只是3M公司的掌上机的41%。

内核系统，如计划中的维纳斯机顶盒，是自我包容的，又意味着顾客不要求第三方软件。在西方，这意味着更大的变量和更为艰难的竞争，因为比微软小得多的公司会开发出更有效的软件。

所以微软视窗客户机工程需要帮助。对于大型项目来说，制造商更愿意用成熟的、经过验证的系统，但反过来，一套系统在成熟与证实自己之前又需要在大型工程上运用。因此，即使维纳斯计划从未对中国互联网市场产生过大的影响，单是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用户产品中植入微软CE，就会创造出微软CE在其他地方开辟市场的要素。比尔·盖茨可以在中国运用杠杆原理将一个“大型项目”弄成事实。中国人应该对盖茨的动机仔细斟酌一番。当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在问他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而是在看这个国家会为他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