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已经为他今年4月对美国进行的高层访问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旅程安排。从洛杉矶出发，参观一下好莱坞的米高梅环球制片厂，然后前往华盛顿参加为他举行的国家元首级欢迎仪式并发表演讲，接着折返1000多公里去丹佛，再反向前往芝加哥，最后折返到达纽约和波士顿。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一直使用地图，因而朱镕基应该不会在使用地图上出差错。或许，他明白作为一个移动目标的益处。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紧张脆弱，所以中国的总理或许不想静静地坐在挤满批评者的射击场里，等待他们将要进行的肆意抨击。这些批评者有：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攻击的自由主义者，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贸易谈判者，亲台湾的游说者，以及西藏的分裂者。

不可否认，麻烦事总是围绕着美中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用来描述双方关系的具有高度弹性的术语。两星期以前，华盛顿在联合国发起了一项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这激怒了北京。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即一个旨在调查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立法委员会的主席，正忙于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声称中国“齐心协力”来获取美国关于导弹、火箭和核武器的机密。（尽管白宫未必会同意，但他已决定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考克斯告诉记者：“既然他们控制着时间表，我可以想象这份报告不会在朱镕基的访问期间公布。”白宫官员反驳说，专家们正对这份报告进行逐行审查。）尽管两国正在对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华盛顿的有些人还是在极力呼吁，将中国宣称为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台湾，置于美国设计部署在亚洲的任何类型星球大战式的防御保护体系之中。除此之外，中国已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轰炸进行了谴责。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行政官员说道：“双边的政治关系，显然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

在中国国内，从内部散布出的新闻宣传正激发反击的声音。直到朱镕基临出发访问前，北京的高层圈内还有一场关于是否应取消这次行程的争论。作为对此事的反应，今年4月初的《中国日报》提出警告：“在华盛顿，由美国媒体和政治家合奏的一台反华谬论还正在上演，这也许会将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这种言辞在对美态度相对宽容的中国智囊团那里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诽谤中伤已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样说道，“在美国，对中国稍有了解的学者都不敢直言。”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真的变得具有毁灭性和危险性了吗？这种危险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纪，没有哪种地缘政治关系比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13亿人口、正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但是，3月在北京，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朱镕基面前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斥责时，朱镕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但是，在激烈的言辞之下，也许还有控制双边关系，进行外交折中的希望。首先，朱镕基将受到高级别的欢迎。就在朱镕基出发的前几天，中国宣布将要从美国购买10架价值4亿美元的波音商用飞机，同时，通用汽车公司也就向其上海的合资公司出售另外4亿美元的美国零部件签订了协议。这些情况代表着对美国有着巨大对外贸易顺差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出的一种显示和平的姿态。

其次，像朱镕基这样的国事访问不仅不会幸免于当前的争论，常常还会激起更多的争论，尤其是当美国即将进行大选的时候。中国假定克林顿政府在今年的初选期前会趋于更为强硬的立场，以保护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戈尔免受对中国问题软弱的指责。在北京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民众希望在对美国人在指责中国的时候给以强硬的反击。

当华盛顿和北京似乎要在那些热点问题上无休止地争吵时，两国间那些主要的分歧点也忽冷忽热起来。今年两国间最棘手的争论涉及对中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高技术中心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两年前，当江主席对美国进行高层访问时，他必须纠正对中国在军事上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指责：因为在此前不久，北京向台湾附近的水域发射了导弹。但是当美国总统克林顿去年7月访问中国时，这个问题被从原定安排中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的中国试图通过非法选举捐款破坏美国民主的指责。没有人会说今天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不重要，或是否认美国国内的政客们常常把原本不大的事情搞大。“中国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象征，”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这样解释说，“在像目前这样的艰难时期，中国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不喜欢的，或是我们赞成的，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朱镕基自己已经很外交地将自己置于争论之外。3月，当有记者问他的访问是否会受到双边分歧点的影响时，他说：“我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出气。”

整个锅炉的压力正在增大。当朱镕基到达国会山时，他将面对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罗伯特·托瑞赛利，他们已经动议了一项增加与台湾军事合作的议案。其他的国会议员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从而也正式加入到中美有关WTO的争议之中。

在华盛顿，许多人将这种批评看作是江泽民和克林顿前两次峰会的副产品。有批评认为这两次会晤掩盖了一些肯定反过来会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的分歧。“政府过分宣传了1998年峰会的成果，而1999年峰会的成果很少。”道格拉斯·保罗这样说，他是美国一家处理与防卫有关的商贸事务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亚太政策中心的主席。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员，现为商业顾问的肯特·哈林顿说道，克林顿声称他的中国之行体现了一次真正的心灵相会，而这种说法得到的回应却是寥寥无几。“华盛顿将自己竖了起来准备摔跟头。政府没能建立起沟通与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公众的桥梁，也没树立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两国的关系将有时会很麻烦。”按照国防部长副助理库尔特·坎贝尔的说法：“我们需要清楚地指出我们在哪些领域的政策还有问题，以及我们已经切实地得到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形势。”

考虑到朱镕基先前就是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导人，而且他当前的挑战也是要整治中国的经济，因而商业应该是他的专长。但现在中美间即使最普通的贸易也带上了政治色彩。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考克斯委员会已经调查了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太空及通讯公司在1995年向中国非法转让导弹导航技术的可能性。考克斯调查报告的公布可能会导致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这是一个使美国商界担忧的可能性。美国对中国卫星的销售可能从1997年的38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大约1710亿美元，但在新的出口限制下这种增长可能难以实现。非美国的公司可能会很轻易地获取商机，驻京的美国商会主席理查德·拉瑟姆警告说，“然后，你就会置身于这个市场之外10到15年”。正如商务秘书威廉·戴利早些时候在北京所说：“这是20年来高技术贸易所处的最坏氛围。”

同样，中国加入WTO的底价已被认为是朱镕基这次访问想要与美国敲定的具体成果。戴利和美国商务代表查利尼·巴尔舍夫斯基都飞往北京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谈判，但要让这件事有利于美国的商业，他们必须要敦促中国放宽对各种进口商品的限制，还要想方设法撬开诸如保险、通信等服务行业在中国的市场。对中国来说，WTO的成员资格将会有助于其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并使北京可以在大型国际组织中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其代价是：将竞争引入大型工业，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下岗。去年当类似的谈判结束时，这种代价对北京来说似乎太高了。

当朱镕基到美国时，他或许感到像是在敌方战线后的一位将军。“这两个国家注定要相互竞争，”中国大学的王先生说，“你不能想象其中的一个会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必定会尝试着合作，但也会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