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夜第一眼看到月光下的圣萨尔瓦多群山时，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新发现有朝一日会对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产生影响。几十年后，西班牙商人将高产农作物从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带到了他们在亚洲的主要落脚点菲律宾。16世纪末，这些农作物辗转到了中国，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到了17世纪中叶，这些农作物便开始为人**炸积蓄能量。中国当局通过不懈的努力才将人口控制在今天12.5亿的水平。

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爆炸发生在18世纪，从18世纪初的1.5亿增加到19世纪中叶的4.5亿。从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关系入手去分析人**炸的原因是一种占上风的做法。今天，到过中国的人都会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依靠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一说法证明了中国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法性。面对人口和土地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让人们有吃有穿是政府最大的成就，这比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重要得多。

人们对中国能否继续依靠如此少量的耕地解决如此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担心，也是中国实行一种强使农民生产超过需要的粮食的增产政策的依据：将多余的粮食存起来，以备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调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食用。近年来，同样的担心也使中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观念——包括保护土地计划和清除江河湖泊严重污染的努力。

针对人口问题进行土地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9世纪前夕，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担心人口增长问题，以至于急切需要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文译本。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英国问世仅一个月，其中文译本便在中国出版，并很快流传开来。

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增长所带来的危险性做了可怕的描述。他警告说，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的结果将是“瘟疫肆虐，饿殍遍野”，“必得有人出来平衡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这就必然会发生战争。

早在马尔萨斯以前，甚至在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相对人口规模就已经很大。公元3世纪，三国时吴国航海家康泰在他的《吴时外国传》中写道，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多，罗马钱多，中亚马多”。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疆界是一项困难而棘手的工作，但根据美国颇有威望的人口统计学家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统计，在第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8%到30%，后来在1750年和1900年又分别占到这一比例。

中国人口在第一个千年期间突破了1亿大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二个千年接近尾声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突破10亿。

在宋代，由于实行精耕细作，同样多的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给中国生态造成长期破坏的是农民大规模开辟耕地。他们在山坡上开出梯田；在江河沙淤上开出沙田：甚至还在水面上架木排，把泥土铺在木排上种庄稼，称为架田。“可能是人口规模促成了这些农业技术的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历史学家说，“也可能是这些技术使人口达到了如此的规模，这都很难说。”他认为，“这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互为作用的。”

大约600年以后，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新品种引发了又一次土地人口比例的深刻变化。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可以在不适于种植小麦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沙岭薄地上生长。这就使得耕种面积大大增加，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

关于高产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国的资料，发现在由当地名人世代记载下来的资料翔实的数以千计的县志里。比如福建省长乐县的县志就记载着这样的内容：一个叫陈真龙的人于16世纪70年代第一次将红薯秧从菲律宾的吕宋带到长乐。广东省东莞县的县志记载：当地商人于1580年从越南带回了红薯秧。

福建省省会福州的地方志记载，红薯于16世纪中期开始在该省普遍种植。地方志告诉我们，是当时的省长在1594年大饥荒时推广了这些农作物。他告诉他的人民，这些作物可以使他们度过饥荒。据历史学家说，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位省长推广红薯的力度很大，以至于派出专人去附近的台湾偷红薯秧。当时，台湾是一座经常与大陆人发生矛盾的孤岛，在岛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只是临时居住。据说台湾人的红薯也是从菲律宾弄到的，他们显然不愿意与大陆人共享,所以这位省长只好派人去偷。他们常用的偷窃方法是将红薯藏在衣服内，将红薯秧缠在腰间。

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人口的向西扩展，美洲作物遍及整个中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穷人的主要食物。这些农作物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和绿地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水土严重流失；河道淤积，洪水连年不断。

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18、19世纪农民起义频发的主要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世纪末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菲尔班克和莫尔·格德曼曾经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进中国之前的宋代，强大的人口压力就已成为促进发明创造的动力。“中国的重大技术发明，包括丝绸、瓷器、运河水闸、时钟、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药、板型铁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发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毛泽东一反中国历代领袖的观点：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中国人口一下子从1953年的5.83亿增加到1975年的9.2亿。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指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每年增加1300万。这对我们的住房、就业、妇女儿童保健和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她说，人口过剩降低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人们都看不出，因为我们人口太多。在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我们的位置很低，只排到99到100位。”

中国政府对本国的人口规模非常担心，所以从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夫妇最多两个。当然这一政策也经常有打折扣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

环球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发现，人口本身并不是一种机械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在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打交道方面，人们可以做出理智的决定，个人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人类本身对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不管人口的规模有多大。”

人口学家们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40年到2050年间达到顶峰，突破15.5亿或16亿，然后趋于稳定。该官员还说，中国的政策还没有放松对人口出生率控制的打算。她说，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计划生育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不仅要考虑出生率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是计划生育最迫切的任务。“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之外，我们的人口包袱也太大，”她说，“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如此大的规模，那么我们只能是继续贫困下去。这不仅仅是如何消耗我们的资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