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股市在高涨，投资者又纷纷回来。这个地区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东西了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撰文认为亚洲尚未摆脱危机并可能再次发生危机。

两年前，曼谷出现了一种厉害的病毒。事实证明这种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迅速传遍了亚洲和亚洲以外地区，经常使表面上看似活跃的经济受到传染，在一段时间看来似乎可能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但是，过去几个月没有听到新病例，原来的大部分患者都度过了最难受的时刻。像患过重病并开始好转的人一样，他们都感到轻松了，甚至感到高兴，虽然他们离完全康复还有很长的路程。

但是，突然出现这种令人振奋的心情仍为时过早。首先，亚洲的情况好转仍是局部的事情。韩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复苏得快，今年韩国经济可能增长5%；即便如此，其产量仍比1997年以前的经济趋势线低14%。日本的经济力量比遇到麻烦的所有其他国家经济力量的总和都多，但是日本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好转迹象。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料，即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下降，日本的失业率仍将继续增长。中国在整个危机期间已设法持续增长，但是中国经受的金融压力已逐渐加大。

如果去年夏天这个地区所感受到的已注定即将失败的感觉减弱，这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亚洲尚未摆脱这场危机，也并不清楚如何避免下次危机。使亚洲可能出现1997-1998年大危机的所有那些脆弱因素都没有消失，而且还有充分理由认为亚洲在危机后的长期前景远不如仅仅两年前那样大有希望。

但是我们要开始设法了解过去在哪些方面出了错。亚洲希望那些显得明智而谨慎的专家警告别人不要把事情笼统化。他们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因而并没有适用于亚洲所有国家的故事情节。

实际上，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灾难的逻辑差不多都一样。（日本的情况的确非常不同。）在每种情况下，投资者——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发放短期贷款的外国银行——都试图同时把他们的钱撤走。结果出现了银行和货币联合危机：说它是银行危机是因为没有任何银行能在得到通知的短时间内把所有资产兑换成现金；说它是货币危机是因为受到惊吓的投资者不仅试图把长期资产兑换成现金，而且还把泰铢或印尼盾兑换成美元。在受到惊吓而逃跑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没有提出好的方案。如果它们让自己的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率就会高涨，借了美元的公司就会破产；如果它们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支撑自己的货币，这些公司大概也会由于债务负担和经济衰退两种因素合在一起而破产。实际上，这些国家破坏了这种区别，无论如何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次危机是对经济管理不善的惩罚吗？像多数陈词滥调一样，时髦词汇“裙带资本主义”一时颇为流行，这是因为这个词汇触及事物的真谛：政府和企业关系过于密切的确产生了许多不良投资。亚洲企业的金融结构仍处于原始阶段——股本太少，债务太多，债务中太多的部分又是由来自肯通融的银行的软贷款构成的。这些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容易丧失信心。但是这种惩罚同所犯的罪行相比肯定是不成比例的。许多投资事后看来是愚蠢的，但是在当时看来却是明智的。毕竟，假定目前每年吸引海外投资约3000亿美元的美国看到流入的资金突然转变成1万亿美元流出的结果（相对经济规模来说，这是受亚洲危机打击的国家所承受的），美国的金融系统还会显得有多稳固？

在没有良好的政策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政策反应对头吗？在亚洲的每件事情似乎都出错的时候，人人都疯狂地相互指责；现在当事情开始对头的时候，似乎人人都在相互争抢功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韩国的复苏说成是它的政策建议正确的证据。暂且不去管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济的其他国家的情况糟糕得多，马来西亚经济——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并由于实行资本控制而使受尊敬的舆论感到吃惊——似乎也在好转。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任何好消息都完全归功于自己，尽管马来西亚的邻国似乎也走出了谷底。

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私心的观察家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政策，不管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还是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采取的政策，结果都一样。无论是预算政策，利率政策，还是银行改革——不管哪些国家试行都一样。在没有更多的钱可管理的时候，一个国家经济的自然恢复力最终将开始发挥作用。从最好的角度说，据说能提出治疗方案的医生在病床旁提出了有益的治疗方案。从最坏的角度说，他们这些人像是中世纪的医生，并开药方说：放血能治百病。

患者能完全康复吗？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这恰恰取决于你所说的“完全”是指什么。韩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在1997年春天，如果任何人预言韩国工业在今后两年出现零增长，就会被认为是轻率的灾难预言者。所以，如果你所说的复苏不仅仅是恢复增长，而且是使这个地区的业绩恢复到类似人们过去经常认为的亚洲正常情况的水平，那么他们今后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将走不到那里。

首先是泰国一位经济学家向我描述的“把企业家阶级的头割掉”。大概可以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公司。在纸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那种财富的能力。虽然在修复这个地区遭到破坏的银行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些银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提供或愿意提供它们过去曾提供的资金，而且这些企业家在自己由于危机而遭到厄运后无论如何已不能提供必要的抵押担保。能及时找到其他出路：这些国家能产生新的企业家阶级，他们能向专门技术和外国公司资本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实行改革并使他们的金融系统现代化（包括制定可操作的和可实施的破产程序）。但是现在（大概还包括今后若干年）。这些国家很可能由于自己受到折磨而被削弱。

其次，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亚洲的投资收益已越来越少，迅速发展只是靠注入更多资本来维持，而且大部分资本来自国外，将来根本弄不到那么多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也许已停止外逃，但是他们不会再像过去几年那样注入资本。因此，当亚洲国家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它们在一两年内的增长速度可能像199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但是危机后的增长趋势大概会远远低于人们以前所抱的期望。

复苏可能中途夭折而故态复萌吗？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像1997-1998年那样的现金周转困难似乎是难以设想的。短期外债大部分已偿还，贸易上的大量盈余——货币贬值和经济不景气的产物——使得受危机打击的国家重新获得大量外汇储备。大概需要几年不负责任的借贷才能为重现1997年的情景创造条件。如墨西哥所能证明的，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安排的，但是这种前景似乎不会马上出现。

不幸的是，亚洲危机仍可能有第二幕，那是因为一些国家的问题仍未解决。

日本综合征——日本早在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想象到亚洲和危机这两个字眼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就遇到了麻烦。最近开始从邻国传出的好消息在这个岛国却没有同义语。在这个岛国所能说的最好东西就是去年的经济下跌已趋于稳定。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病是可能致命的，而且是时间短的急性发烧，那么日本的病则是慢慢消耗体力的病，而且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

日本在不久以前似乎仍是领导世界经济的大国的当然继承者。日本的毛病出在哪里？日本服务部门的效率之低具有传奇色彩。虽然日本仍是令人敬畏的出口大国，但是日本采用某些新技术的动作迟缓。日本像比较贫穷的邻国一样，也有遇到麻烦的银行，而且日本解决银行问题的速度太慢。但是目前制约日本经济的明显因素是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美德的东西：日本消费者的谨慎和节俭。日本家庭即使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储蓄额仍超过日本企业肯于投资的数额。结果是，这个大国发现自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陷入可怕的“流动性陷阱”。整个私营经济实际上试图在这个陷阱中积累现金。由于这是不可能靠集体解决的问题——没有采购也就没有销售——因此这种试图积累现金的做法导致经济持续萧条，结果是年年低于生产潜力。

日本为什么陷入这种困境？也许是日本在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裂后从未复苏。也许是日本令人忧心忡忡的人口问题是关键所在（日本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1997年达到高峰，预料今后几十年将稳步下降）。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决策者尚未找到解决办法。

治疗流动性陷阱病的典型处方是财政上的助推启动：利用赤字开支使经济搞活起来。并希望这样做能使投资者投资，使消费者消费。但是在经过几年扩大赤字后（日本今年的预算赤字是战后和平时期空前最大的赤字），日本经济火车头却没有显示出追上去的迹象，而政府债务的增加却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需要背离正常的货币政策规则，放弃物价稳定目标，实际上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借钱更具有吸引力，而持有现金则不怎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日本银行仍顽固采取正统做法。

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似乎仍希望局势能自行好转。大量公共工程计划已使去年的经济迅速下跌情况趋于缓慢，并推动了今年的经济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竟然达到令人吃惊的7.9%的年率。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现了真正的和能自我支撑的复苏。而且，事情非常容易大大恶化。确实，很容易看到日本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简直容易得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日本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日本公司最终开始“合理化”，即大量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害怕失业使得谨慎的消费者更加紧张；开支下降导致更多人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物价不断下跌，加重了公司的债务负担，使现金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资产。如果这种噩梦式的事件开始展现出来，不清楚日本官员能在这方面做什么或者愿意做什么。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尽可能地起到了扩张作用；在政府债务和赤字都巨大的情况下，财政再次激增的余地不大。

对日本的担忧必然影响整个地区的前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另一部分原因是，从日本传出的坏消息肯定会影响整个地区对市场的看法。但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兆头，因为日本综合征不一定被限制在日本。

人们可能已料到，中国的经济问题更像印尼这样的低工资国家的问题，而不像更富有和更发达的邻国日本的问题。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染上亚洲的流感，这是因为外汇管理条例防止游资离开中国并且首先不准游资进入中国。如果经济增长放慢，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没有赶上生产能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中国正用日本方式即赤字开支对付这种局面。

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的利率大大高于零，中国的官方预算赤字和债务仍相对较小。但是，根据流传的各种说法，中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和无偿债能力的银行仍有看不见的巨额债务。归根结底，中国像日本一样可能被迫开动印钞机，此举肯定会引起人民币贬值。这将使邻近地区，尤其是香港的生活更加困难。

总之，亚洲在今后两年中大概不会遇到过去两年曾遇到的同样问题。但是发生不同问题的危险相当大。

一线希望总是伴随着逆境出现：逆境可能造成损失，但也会使人得到宝贵的教训并强迫他们进行改革。亚洲的危机是否已为将来的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危机已医治了最严重滥用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些事例，并且冲淡了这种危险的信念：“亚洲的价值观”以某种方式使得这个地区的国家无懈可击。这场危机淡化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因而也起了好作用：一些国家在自己的金融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在受到压力后向世界开放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已减小。华盛顿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看作是使世界成为对冲基金的安全场地的可能性也减小了。

然而，现在难以摆脱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开始流行的感觉。早在1996年墨西哥开始在危机过后复苏时，决策者和投资者的行动就都好像认为墨西哥发生的事件只是一次性事件，绝不可能重演。但事实证明，那次事件是一年以后的亚洲危机的一次彩排。现在，由于世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完蛋，因此人人都开始认为我们已控制了局势，即使是关于国际改革的建议也已被冲淡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投资者和一些国家可能真的愚蠢到足以再犯同样错误的地步吗？它们当然可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