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游客来说，纽约的秋季可能令他们流连忘返，但对临时居住在鲍厄里大街上一幢没有电梯的4层楼房的人们来说，秋天只意味着天寒地冻的冬天的临近。在炎热夏季，一些人起码可以在安全出口和楼顶上席地而卧——在常人无法承受的辛苦劳作中求得片刻安宁。这块拥挤不堪、密不透风的小天地被隔成32个小房间，容纳了至少100人。走进狭窄的临时走廊，汗味、未洗的衣服、旧鞋和垃圾混杂在一起的恶臭扑鼻而来。做饭炒菜的嘈杂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与厨房旁边的便池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小的电视机前面，几名男子挤坐在那里观看他们很久以前就离开的家人和故乡的录像带，其中一些人离开故土已有10年了。每个夜晚，唐人街上都隐约传来痛苦和孤独的叹息声。

鲍厄里这幢狭小拥挤的楼房，只是中国非法移民的几十个栖身地之一。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们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血汗工厂和纽约市唐人街上的许多餐馆里卖命。66岁的孙力（音）说：“我们在这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孙力是4年前来到美国的，在离鲍厄里临时搭建的楼房几步之遥的拉斐特大街上的一家血汗工厂里找了份挂衣服的工作。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他说，雇主付给他的薪水是每一小时1美元左右。

纽约的血汗服装工厂通常不大，不加入工会。厂内的缝纫机不足20台，工人清一色是非法移民，居住在像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以及昆斯弗拉兴的中国人聚集地。劳工部前不久的一份报告表明，唐人街上的服装厂中有90%实际上是血汗工厂。纽约的服装厂中，大约有7成由中国人拥有；他们的产品中有40%提供给两大买主：沃尔-马特公司和克马特百货公司。实际上所有的工厂都是计件支付工人工资，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从而获得的工资接近最低工资：每小时5.15美元。专门研究唐人街问题的大学教授皮特·邝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只有每小时两美元或者更少。劳工法在这里得不到贯彻，工人受重伤的比率却直线上升”。

实际上，这些能够拿到工资的工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皮特·邝说：“雇主们知道工人们不会抱怨，所以他们扣住工资不发，称制造商不按时付钱。一般来说，工资都是迟发6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5年来，新手们蜂拥而至，使整个唐人街的工资水平下降了30%。例如，洗盘子的薪水一度是每月800美元，但如今降至500美元。

大多数非法劳工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城市已经十分拥挤，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对“遍地是黄金”的美国的**难以抵御。据专门向福建移民提供服务的教堂神职人员陈方永（音）说，这些非法移民没有料到他们在纽约市的生活会如此艰难。陈方永说：“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已成为严重问题。这些人与亲人天各一方，被迫承受他们想都想不到的艰辛，他们的精神突然崩溃了。”那些负责偷渡的流氓团伙，不断向这些非法劳工施加压力，把他们当作生财之道，这个行业比这些团伙的旧行当——海洛因买卖要强得多。一年来，流氓团伙成员两次包围鲍厄里的大楼，堵住安全出口，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楼里居民的血汗钱洗劫一空。受害者说，他们不敢报案，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找这些人的麻烦，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会遭到报复。其中一人说：“没有人向我们提供保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说是做牛做马的奴隶。”

每个人的境遇都令人心碎。于莉（音）说，她到美国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都是以泪洗面。3年前，她为了与1991年偷渡到美国的丈夫团聚而向蛇头支付了一笔钱，这笔钱是她的丈夫借来并寄回家的。她在踏上纽约的土地之后，马上就开始在一家制衣厂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7小时。但因为她是新手，这家工厂又是计件支付工资的，她每小时只能挣1美元。她说：“有时候我们一无所有。我一周的工钱还不足100美元。”他们夫妇两个挣的钱太少了，以至于不能住在一起。她的丈夫继续睡在他工作的那家餐馆的地板上，她则住在亲戚家的地下室里。

这对夫妇不得不再次与蛇头打交道，以便与他们留在国内的3个孩子团聚。代价是13.2万美元。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在出发后不久，他们14岁的儿子就与他的两个妹妹分开了。他被遗弃在战火纷飞的柬埔寨，进了监狱，直到他拿出藏在身上的500美元贿赂看守才得以逃脱。

虽然亲戚帮她向蛇头付钱，但于莉为了偿还债务还必须每个月拿出3000美元。她说：“日子苦不堪言，我们一无所有。”如今，连他们的孩子都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于莉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让我们的子女去工厂干活。他们本应该在学校里念书，但我们需要他们挣钱养家。”她叹了口气说：“要是留在中国，日子就不会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