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越过边界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之间正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1994年底，中国建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收费站，为每天从华南加紧生产的工厂向香港繁忙的港口运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服务。周末和节假日，香港居民的过关通道挤满了人。往来边界两侧的车辆大大增加，产生了修建新公路、铁路的需要。边界两侧庞大的建筑工程正在施工。预料这些工程将增强边界地区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到边界的那一边参观或定居。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预言，随着两边交往的改善，“我们会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将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在香港自7月1日重归北京控制，10月将进入具有象征意义的第100天时，这个前殖民地一再重复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都没变”。在许多方面，这话是对的：香港现在做的大体上就是它以前所做的。其实，政治体制已经做了调整，但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待香港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正如行政长官董建华今年9月访问美国时所说的，“一切如旧”。

然而，在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香港的商业及其他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变化或许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还要快。香港人过去持有的，此地与大陆大不相同的观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场改革诱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回到大陆，香港商人向大陆工厂的投资已达上百亿港元。现在，由于香港由北京治理，边界本身已不再是隔离线。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大中国的一部分，并把大陆看作是他们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从想逃离香港车辆堵塞的街道到大陆公路驾车的人，到谋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人人都在向北看。香港贸易发展局局长说：“过去我们是作为一个殖民地被统治着，计划人员依据香港是个独立自足的实体这个假定从事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飞地心态。”这些新出现的接触并不局限于商业方面，还包括为香港的退休人员在华南建造住房，欢迎来自大陆的学者赴港工作和谋求大陆支持在边界两侧兴建文化娱乐设施。

这种联系只会继续发展。人们预料，10月8日，董建华将在为新香港诞生100天发表的首次重要政策讲话中宣布雄心勃勃的计划：兴建公路和铁路网，把香港新机场和扩展后的集装箱码头同中国兴旺发展的珠江三角洲连接起来。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那位负责人说，计划中的连接边界两侧的公路和铁路网将“重新绘制在香港做生意的成本结构图”。

从经济上讲，这种联系是牢固的。在邓小平1978年发起经济改革后，香港投资者蜂拥进入大陆，为华南白手起家建立新的低技术制造业基地，提供了所用资金的大部分。由于大陆劳工的工资比香港低，地价也便宜，到1991年为止，港商在广东省雇用的中国工人已达300万——-比香港的劳动力还多。随着华南的费用开始上涨，香港的商人和计划人员现在期望扩大香港的作用，使其成为欠发达的内陆省份产品的集散地。

大陆为香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东西——-发展余地。在殖民地时代，当政府需要额外的土地时，除了填海造地外别无选择，使其在商业和环境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计划人员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如何把香港拥有的工厂迁往更加深入内陆的地方，如何缩短把商品运往亚洲日益发展的市场的时间。贸易发展局局长说：“主权的变化使得我们能与持非常积极态度的内地密切合作。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概念突破的重要意义。”香港新政府现正同广东省合作，要把边界的中国一侧变成香港老年人退休后居住的比较廉价的地区。过去，如果香港居民滞留在外的时间过长，他们就不能领取退休金支票，也不能在边界那一侧享受低价医疗保健。但现在，决策人为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和从事保健事业的专业人员开辟有发展前途的新领域开了绿灯。

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高锟敦促董建华政府起用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为香港的金融服务，为通信业开发产品和设计程序。他说，有了这些智囊和这个市场，香港可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最重要的活动中心”。

当然，这种越界的活动不仅仅是单向的。香港有人担心，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陆可能会把整个香港淹没。香港的学者已经面临大陆学者的竞争。负责香港过渡计划的政治学家迈克尔·德戈利耶指出，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助理教授的数量在增加。他说：“使我的学生感到震惊和恐慌的是，这些大陆人中有许多人的英语极棒。而这些人正是今后与他们争夺就业市场的竞争者，现在正在匆匆忙忙地到处找工作，以求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民意测验表明，香港群众更关心的是住房、教育和对老年人的援助，而不是民主和法治这样一些在7月1日政府交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抽象问题。

董建华不能完全避开政治方面的关注。如果他通过增加来自大陆的工人的定额而使商人感到满意，那么他也要安抚焦虑不安的当地工人，而且他需要向各家各户保证，他将履行一年建造85000套新公寓的诺言，解决香港尖锐的住房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