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最近关注到了中国的另一个群体。

约翰尼·劳小时候离开中国——对他来说是明智的选择，现在看来对他的祖国来说也是明智的选择。劳出生于广州，来到澳门与叔叔住在一起。他日后从事电器商品经营，从澳门先后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他获得了日本的机械工程学学位和新加坡护照，1975年在香港开了一家个人贸易公司。他专营音响类电器配件，用纸袋装上样品到处推销。如果他当初没有认识到中国给他带来的巨大商机，那他现在还是一个小商人。1981年，在别人还没明白中国的巨大潜在市场时，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市建起一座小工厂，生产廉价的音响设备。44岁的劳回忆说：“那没什么。当时没有电，人们也不懂得经商。”

今天，中山市已经大获成功，劳的通美公司（Tomei）同样兴旺发达。公司年销售量达5亿美元，为索尼、菲利普、RCA等公司提供高质量音响器件。劳在华南设有12家工厂，共有职工2.6万人，在香港的总部有雇员350人。他说：“办加工企业，中国是个天堂。”

劳和其余5500万海外华人被证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他们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起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建起繁荣的立脚点。海外华人不仅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而且投资修建工厂、港口、发电厂甚至公路等以扩展大陆的基本建设和起步中的消费市场。到1992年底，国外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其中的80%来自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由华裔商人占主导地位。

直到前不久，他们只是满足于在侨居国家努力发展。现在，受中国匆忙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又看到在本国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他们便联合起来形成在整个亚洲举足轻重的资本和企业网络。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移居海外，这次是他们第一次与祖国大陆联合起来，建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国家。它因血缘关系、事业心和努力奋斗而联系在一起，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西太平洋沿岸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力量，能与日本抗衡。

这个巨大变革的设计师中有63岁的莫塔·里亚迪，其父母在20世初从福建省来到印度尼西亚。里亚迪年轻时在雅加达一家自行车厂做工，后进入银行业发展。他努力奋斗建起力宝集团（总资产40亿美元），经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名列印度尼西亚全国最大5强企业之一。他在香港开了第二家公司，力宝投入资产10亿美元。他计划在中国建造发电厂、港口和工业园区。地点设在他的祖籍福建省湄州湾莆田市。

海外华人的商业成功依靠与家庭、种族和祖国的密切关系来维系。这种密切的联系在大陆称之为“关系”，它对经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单纯经济发展考虑，上海应该是比莆田更合适的投资地点。但在中国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认识人——福建是我们的老家。”里亚迪的儿子史蒂芬这样说。他今年32岁，在美国大学毕业，现任力宝集团香港公司总裁。

一位香港银行老板说：“关系太重要了。你在大陆见到的企业几乎都因家庭亲情关系决定建厂设址。”例如，劳在中山市建厂，因为中山是其妻的出生地——此种联系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安德鲁·崔，63岁，台湾商贸企业Easyteam国际公司的总裁。他直到6年前才第一次回到山东老家。他回忆说，他同一群“台湾山东老乡”回到山东，“受到的接待太热情了，让人感到盛情难却。每到一地，都实施交通管制，车队前有摩托车开道，当地的最高领导接见。”结果是山东台湾工业文化协会在省里成立一个办公室，已谈成数个投资项目。

祖国大陆的吸引力使得海外华人重新建立原本已淡漠的家族联系。例如，在新加坡，甘姓的，郭姓的，客家人等，所有同大陆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群体都越来越频繁地召开同乡会，商讨投资问题。一个客家族人团体就已经签约在广州市投资4400万美元修建商业居民区工程。

通过关系，海外华人控制着发展的精髓：资金。去年，在《幸福》杂志选出的341位世界级亿万富豪中，他们占17人，而有1.1亿人口的日本只有18人。“虽然日本、欧洲或北美拥有更多的资产，但这些华人领导的企业大体上不负债，发展速度高，资金充足。”雷蒙特·钱说。他是香港最大的食品与包装企业南顺公司的总裁。

这一网络连着香港和台湾，香港、台湾加大陆即构成所谓的“大中华”。香港制造商和其他企业家在中国共投资100亿美元以上，仅在广东省就建起25000个工厂，雇用300万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器件及其他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这个数字接近香港产业工人总数的4倍。香港和大陆经济联系紧密，致使30%的港币在大陆流通使用。戈登·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霍普韦尔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用自己的方法加强这一纽带：他投资12亿美元修建广州至深圳特区122公里的高速公路，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过去曾躲避中国的大亨们现在都纷纷涌向中国。香港房地产和电信巨富李嘉诚，以世界华人首富著称，已签约在上海修建集装箱码头，在上海和北京建商业中心，在华南建工业园区和修筑公路。他还有意收购北京的一家钢铁企业。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女婿，正计划在长江沿岸城市武汉投资20亿美元建设工业园区、铁路和港口设施。吴还有意在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宁波市修建一座集装箱码头，宁波是其岳父的家乡。

台湾政府也许仍在北京官方的敌人名单上，但这一点并不能妨碍台湾企业家在大陆投资约6000个建设项目，资金总额40亿美元。这样做其中一半的动机是为了生存。20世纪80年代后期，工资成本上涨和货币升值致使台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许多企业家因此关闭了不能赢利的轻工产品生产线，把它们搬到福建省重新建起来开工生产，福建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祖籍——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高清愿（Kao Chin-yen）创办的统一企业集团，去年在大陆开办了4家农产品加工厂，生产动物食品、番茄酱、面食和面粉等。统一方便面在大陆深受欢迎，公司设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产量还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

新加坡打中国牌的速度稍微慢了一步，但去年已在大陆投资3.2亿美元。李光耀总理与北京的友好关系，可能协助新加坡4家国营公司在今年竞标中获准福建省的一个工业园区的项目。

泰国的华人还没有对大陆进行投资活动。华裔占泰国总人口的12%，却拥有50%的私营资产。华人在泰国与当地民族同化的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一些人不喜欢被当作华人，但他们“文化上种族上仍保持很重的中华民族习俗。”曼谷《时报》一位华裔泰国人编辑说。

泰国最大的投资者是曼谷的正大公司，由中国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现在的董事长是创立者的后代，54岁的谢国民。这家农产品公司在大陆投资经营30家饲料厂、一家摩托车厂以及其他30家企业。另一投资商是曼谷银行，它是中国黄金商人1944年创立的。它曾资助许多在泰国的华人办企业，那时许多其他泰国银行都不肯给他们贷款。曼谷银行在汕头已设立分行，汕头是泰国许多大富豪的祖籍。

在马来西亚，全国人口的30%是华裔，他们同样受益于8.5%的年经济增长率。文化上社会上马来西亚华人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基本上相互间不来往。当地华人从不夸耀自己在大陆的投资。但罗伯特·库奥克的房地产和农产品集团在中国开办了6家香格里拉饭店，并计划在上海和北京投资房地产项目。文森特·谭的成功集团（房地产、食品加工）获得在广州经营管理政府的彩票事业。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则更加谨慎。向大陆投资是个很微妙的话题，甚至势力强大的萨利姆集团都不愿公开在其总裁故乡福建省投资工业园区项目的消息。萨利姆集团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总裁Liem Sioe Liong是苏哈托总统的亲密朋友。

中国是海外华人网络投资热潮的中心目标，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加强了。正大集团是台湾的主要投资商，它同时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数百万美元以上投资。新加坡计划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同建设“三国联合发展区域”。

沿太平洋西海岸的无国界国家的发展，大致上是出于香港富人对回归祖国统一的担心。约7000香港和台湾商人去年一年就在英属哥伦比亚投资30亿美元。李嘉诚拥有设在加拿大的Husky石油公司。在加拿大，那是一家主要的石油加工企业，在温哥华市区的总部占地面积70公顷。他儿子李泽钜，29岁，负责加拿大的这家企业。

研究外族人经济集团的作者乔尔·科特金说，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华人资产的高科技公司已投资10亿多美元。“7万名工程师中有1/3有华人血统，他们参与建起了加州100多家主要的高科技公司。”硅谷这个立足点成为台湾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和人才来源。位于台北市西南的发展中心，新竹科技园内30%的企业都是由所谓的海外华人创立的。

多国华人网络的成功，意味着“日本在太平洋西海岸将只能分享领导权”。香港的雷蒙特·钱说：“这一地区早已从这个转变中获利。”香港时事通讯《亚洲智慧》的出版商、咨询家罗伯特·布罗德富特说：“日本人正在撤出，日本海外投资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外正在减少。然而，这里的房地产和股票交易市场由于华人的存在而迅速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有风险。海外华人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越紧密，他们被指责对所居国不忠诚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香港，一些富商大亨在争取更多民主的斗争中转向支持北京。台北的官员因台湾工商界对大陆的依赖性日益加重而发愁。“如果中国在亚洲到处施加影响，那会妨碍海外华人对所居国政府的效忠义务。”《帝国的儿子们》一书的作者林恩·潘说。“你必须在所居国家热心效忠。”印尼的史蒂芬·里亚迪告诫说。然而，目前大陆经济发展的吸引力比政治上的忧虑更强大——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都能从海外华人的奋斗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