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北郊区旧的夏宫圆明园内，有一个村庄叫福圆门，这里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家。大约40名勉强谋生的画家住在农民的房子里——一座有4个房间的平房，租金每月55美元。他们在这里搞艺术创作、争论、探讨、相互批评各自的作品。一天的工作下来，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侃大山”。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论。在最近一次的典型的议论中，两个身着皱巴巴的衣服和拖鞋的青年人，正在争论把人们熟悉的毛泽东的形象放入他们画里的意义：那究竟是艺术还是商业花招？

这个成立已达4年之久的艺术之家，体现出北京官方在捍卫政治和文化正确方面的宽容大度，这一点出乎人们预料。画家、作家、音乐家和其他艺术家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或许是因为，过去为成功艺术家封官或给予财政支持的办法不再执行。在迅速扩展的文化市场上，有创造力的独立的人们能致力于响应市场的号召，许多人已得到利益的回报。圆明园画家王强，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钢铁公司做工业设计，他觉得那个工作“极其枯燥”便辞职了。一年后，他一张画卖了1200美元，相当于他在工厂工作3年的工资。

新的环境气氛带来文艺界百花齐放——特别是流行文化，它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唱反调，重点在强调个人性主题。有争议的电影，带挑战性的剧目，让人皱眉头的书等直接可与公众见面而无须先经过审查。关于三角恋爱的电视连续剧，表达青少年极度伤心悲痛的自拍摇滚乐录像都可在国家电视台公开播放。大多数情况下，唯有来自市场的压力：作品有没有市场？

对许多文化团体来说，那意味着他们所不熟悉的破坏性压力。政府官办的文化团体，如中国交响乐团、中国芭蕾舞团，要学会处理观众减少、资金缺乏、因青年演员到国外工作造成的减员等问题。严肃作家，如获奖小说家张洁（《沉重的翅膀》），56岁，“**”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开始写作。她的读者都慢慢转向通俗作品。然而她不打算迎合新市场，她说：“我仍然有高雅读者群。如果我的书在小市民那里卖得很畅销，就很难理解了。选定自己的文学种类是精神选择。”文艺批评家指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文化沙漠”，但是在非官方的文化市场，那里的沙漠上却是百花齐放。

如果说有一条贯穿近期的创作气氛的主线，那就是个人主义思想。关心个人利益，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被迫处于隔离状态，一部分原因是反映了对政治的淡漠及对很少探索过的个人生活压力的关心。在这场新运动中的佼佼者有：

方立均，30岁，1985年考入负有盛名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攻读板画复制。方立均早期的油画都是单色的，描绘普通人在无彩的世界上度过乏味的生活——张着嘴，凝视远方，为看不见的照相机摆姿势。他1989年毕业后即在圆明园租下一个画室。到1991年，他的油画开始加上颜色。但他所描绘的人物也变得更孤独、变形更大——他们光头常常是鳞茎状的，他们的微笑通常暗含着威胁，人类被脱去衣服只身面对周围的环境。北京最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说：“方立均对崇高的理想和英雄主题都不感兴趣。他以一种玩世不恭的眼光去观察他周围的普通家庭和朋友。”

张艺谋，43岁，巩俐，27岁。他们作为中国最有天才的导演和女演员赢得国际承认。他们出色地描绘出在令人窒息的社会里的人间爱情与悲怆。这种承认的影响已返回到国内。中国的电影观众终于可以看到《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即使在它们获奥斯卡奖提名和其他西方大奖之后，北京当局仍禁止这两部电影上映。张艺谋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审查人突然改变主意，但很高兴注意到，这两部电影加上近日完成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在国内创造了良好的票房收入。《秋菊打官司》在国外上映不久即在国内发行。张艺谋说：“这几部影片的票房收入接近武打功夫片。这说明我们表达自己的心愿能赢得一大批观众。”

崔健，31岁，中国摇滚乐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超级歌手）。他开个人音乐会必须申请批准。但官方对他的挑战性内容的怀疑已在减低。去年3月，他在华北城市石家庄举办音乐会，礼堂里挤满9000名高声尖叫的歌迷和舞迷观众，有不足100名警察维持秩序。

为取得音乐会的承办批准，他把音乐会同慈善活动结合起来。例如，为洪水救灾捐款，为教育捐款，或欢庆亚洲运动会的召开。他的演唱使用粗犷浑厚的声音，以博得男青年歌迷的热烈欢迎。崔健演唱的歌曲的歌名反映出离群的青年的沮丧（《一无所有》），其他普通人的强烈愿望（《不是我不明白》）。“摇滚乐不是质朴的诗歌，你说出实际的问题。”例如，经济活动中自由市场竞争的影响：“一些青年人忙于学习充实自己，另一些人想赶上来却做不到。他们处于一种危机中，他们感到困惑。我同情他们。”

王朔，35岁，中国文学界的新秀：通俗小说大王。在一个严肃作家指出无人读他们的作品的时代，王朔卖出10倍数量的书，每年约50万册，挣的钱相当于成名作家的100倍。他的40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骗子、妓女、走私商人、地痞流氓、失业者——努力奋斗争取幸福生活的人。他以《顽主》、《过把瘾就死》等畅销小说主要吸引了青年读者的想象力，《顽主》是一部关于享乐主义的青年文化的幻想，《过把瘾就死》讲的是一对青年夫妇的婚姻解体。批评者把王朔称为“流氓”，王朔所写的是地痞斗地痞，他还用了北京土话和下流的街头俚语。

英达，33岁。当他1988年来到纽约市Lorimar电影制片公司做实习生时，已是很有前途的演员兼导演。他被派去Kaufman Astoriar制片厂，观察导演艾伦·帕库勒拍摄电影《明早再见》，那是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影片。同时那里正在拍摄影片The Cosby Show，英达与剧组成员交上朋友，并经常跑过去观看拍摄的情形。5年之后，他主演了电视肥皂剧《爱你没商量》，一部描写青年一代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的剧目。这部电视剧公开放映后，成为全国轰动的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之一。他目前正与王朔合作，拍摄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我爱我家》描写一个北京家庭对应社会变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旨在为人们提供喜剧性慰藉以及一种道德修养启示。

英达从小就有表演的天赋。他的父亲英若诚是中国著名的演员之一，曾于1986-1989年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达自幼享受到优越的家庭教育：他在北京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戏剧导演专业学习。1989年回国后从事电影表演工作。他说：“电视代表未来。”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应当把政治交给政治家去做，我只是个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