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树的桑，桑树的桑。”——29名成年人正在随老师大声朗读，老师教他们学习汉字“桑”。在灯光暗淡的教室一角，18岁的焦彦龙正吃力地在练习本上写着“桑”字，他的母亲杨淑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在贫困的甘肃省陇西县的这个文化学习班上，焦彦龙是最年轻的学生，他不仅为了学文化，还为获得个人自由。他解释说：“我小学四年级时辍学。现在我已经学会了100个字，我得学会1000个字才能去城里找工作。”

《新闻周刊》的文章宣称，对焦彦龙和成千上万的像他一样的人来说，现代化就是天堂，是人们所向往的遥远的一块宝地。直到现在，他们仍处于中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属于官方规定的年收入3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2700万农民，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民政部副部长说，他们已不再挨饿，但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另外5000万农民的生活水平略高，年收入达50美元，只相当于1990年全国平均收入的一半不到。甘肃省的贫困人数比例高于全国。

甘肃省（人口2300万）面积略小于法国的国土面积，境内多山川，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有时候被称为“第四世界”，意指其贫困和环境恶化。用人拉犁或拉车，而不用牲畜或机器，就像1000多年前的祖辈那样，在这里并非罕见。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9年，甘肃省1890万农民中有34%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政府官员承认，这一比例在降低，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每年给甘肃各级政府1050万美元的财政补贴。即使如此，甘肃86个县中的59个需要国家援助来维持农民的温饱。定西地区，人口26.3万，90%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地区不通电。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唯一增加的是人口，去年一年全省增加23万人，相当于一个县的总人数。同一年内，因土地土质恶化、沙漠化和无计划的工业建设所减少的可耕地相当于一个县的可耕地总量。

焦彦龙的5口之家，父母亲、姐姐、奶奶，加上他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他们4个劳动力耕种从政府承租的5亩土地。由于所收获的1000公斤小麦勉强够吃，他们靠种菜地卖些菜每年收入90美元，这些钱用于买粮食、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一年下来，全家没有任何节余。他们一家只有一处砖砌的可烧火取暖的土炕，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腾飞带来的滴入论利益在陇西县已初见端倪。私营企业已开始出现，大多数是夫妻店或小饭店。57岁的弗利·唯拉里尔，一个食品农业组织的顾问，自1987年起多次来到陇西，他说：“家家的食品多了起来。砖瓦房多了起来，代替了泥土棚。”

这一变化或许更大程度上归功于唯拉里尔启动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它共援助8个省的28个贫困县。联合国贷款陇西政府20万美元开办一家地毯厂和一家面条厂，现在已为8000个家庭提供工作机会。这笔贷款归还后，将用于扶持贫困家庭妇女，每人最高可贷款500美元开办家庭副业。受益人之一是焦彦龙的母亲杨淑琴，她贷款350美元购买6只小猪崽和塑料薄膜覆盖菜地。由于这一笔小投资，焦彦龙一家年底会有第一笔存款。唯拉里尔说：“这是喷洒论而不是滴入论经济学。”焦彦龙一家定出更高的目标。他母亲杨淑琴说：“我的收入肯定会提高，我要学会写字算术。真幸运，我只有两个孩子，我有时间学习。”她还有时间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