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会成都市，今年春季的一个星期里，人们庆祝在成都会议中心召开的全国酒类食品类展销会。5年前，像这样举办商业活动是不可能的。

经济的飞快变革产生各种潜在的不稳定混乱和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进取心和动力所产生的力量。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拉大了城乡人民收入的差距，驱使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由此加剧了地方自治和地区本位主义的新离心力量，它不断削弱中央集权的力度。成都市内每天多达3万人聚集在此交易近50家设在四川省的企业的股票。这个新开的股票市场未得到北京承认，但当地政府因为有钱可赚不能不管。他们提供场地，参加交易的人员入场付门票0.5元。一位省政府官员说：“我们有我们自己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事实上，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可能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当北京想要控制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内，担心会由此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而四川和其他省的领导都不理睬这个目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近日曾对香港听众说：“广西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

下放经济发展的决策权给地方官员一个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机会——实施过程中经常会抵消改革的目标。按照邓小平的方针，全国各省市县去年一年相继建立8700个“经济开发区”。其中不足真正用于开发工业生产的2%，绝大部分开发区实际上为房地产投机炒作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情形是：当地政府建立一个开发公司，抱着将来出售工业园区的希望，建起居民居住小区和其他配套设施出售给外地人。

开发区的这类高额消费的一个结果则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不足。自从1989年起，数百万的农民每年向国家出售农产品，得到的却是“白条”，当地银行缺少足够现金兑付。今年年初，四川省的农民曾发生短时期的骚乱，原因类似于售粮打白条的现金流通问题，当地邮局不能兑付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寄回家的汇款单。中央政府已下令彻底解决此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另外，对农民的卡压比过去加剧了。自1990年以来，谷物的售价实质上已多年不调整，而化肥、农具等的价格已翻了一番。由于农民对自己的现状越来越不满，现在的担心是：除非农民能得到合理的收入，农业生产有可能大幅度滑坡。在3月召开的人代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警告说：农民的不满“可能对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政府已决定下一年度拨66款亿元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化肥补贴——以扭转这一局面，但没有人相信仅靠投资就能改变农民的境遇或阻止农业经济的下滑趋势。

面对不明确的未来，数百万的农民走上自“**”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乡村的火车站门外挤满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去年冬季，为增开铁路客车，5000多列货车停运。专家估计，约有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还多。

起初，北京的制定政策者确信小型农村企业和服务性公司可在20世纪90年代吸纳1.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但农业信贷短缺打破了这个设想。在四川省中部水稻产区一个约900人的农村，在村里建起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到1985年时已把半失业农民的年收入提高到262美元。但自那时以来，由于增加投资不到位，村里办的初级米酒厂和饲料厂无法改进扩建，致使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7年前的水平上。

城乡各地因资源短缺而导致不良反应。例如，广东省的两个农村的居民为争夺一片树林的拥有权而动用土枪、斧头和铁棍大打出手，他们都想把树林出售或出租给外来投资者。今年年初，广东省的农民炸毁一座天然岩洞，那是邻村经营旅游业管辖的一个景点。

这些暴力行为导致社会的混乱感，这种混乱有时以奇怪的令人痛心的方式出现。在山东省，从省会济南到孔子故乡曲阜的新建公路上，卡车、大轿车、小汽车占用全部四车道向同一方向行驶。交通警察部门由于人员编制和资金不足，对此很少过问。路边各式饭店林立，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站在饭店门口，向过往的司机打招呼，提供“特种服务”。北京的公安部的官员说，娼妓和吸毒现象“死灰复燃，并逐渐上升”。公安部长直言不讳地说：“抢劫案件上升。抢劫商场和银行在过去几乎从未发生过，现在开始重新出现。劫持火车和汽车犯罪威胁运输安全和乘客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城市中可能的不安定现象。报告列举出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现象。劳资关系在下降。辽宁省报道说在7个月内有276起事件。工厂经理和管理人员遭愤怒的工人毒打，要派警察去保护工厂高级领导人员。社科院的报告中还披露，在所调查的人群中，有50%以上的人对去年以来房租和医疗保健费支出的上涨等这样的改革感到忧心忡忡。

通货膨胀以及其相关的不平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中央银行官员承认，他们不能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两者都在大幅度增加。同时，为平息工人动乱再度加剧，中央政府每年投入90亿美元（数额超出财政预算赤字的两倍多）用于支持亏损国有企业的信贷。

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美国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鼎盛时期所遇到的问题相似：腐败、投机、藐视法律。有些中国人认为贪心和混乱是争取经济和社会解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北京的一位律师说：“经济发展了，犯罪也会同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