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亿的30岁以下的青年一代人来说，物质财富和自我实现是对未来的试金石。

星期五晚上在老上海中心区，J.J.舞厅里正进行着狂欢。大约1000名青年人付4.5美元门票来到全上海最出名的迪斯科舞厅，它以香港最出名的夜总会命名。在频闪灯光下，浸着激光灯光，男人西装领带，女士衣着时髦，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在层层舞池里旋转起舞。在舞池四周的小桌旁，企业家新贵们轻轻地吸着饮料，不时地对着最新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讲话。中途退学的大学生当上舞厅侍者，收入相当于神经外科医生工资的4倍。他们一边喝着啤酒和白兰地一边传递免费的求职信息。

J.J.舞厅的年轻人像这样狂欢在台北则再平常不过了。而在大陆，它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自由和职业自由。青年人有抱负懂技术，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他们更自由地追求财富、寻找朋友和实现自我存在。30岁以下年轻人中的最激进者利用新的自由，批评家把他们称为“自我一代”。这样的描述尚不公平，更准确的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无理想的人，对什么都不相信，而只相信自己，只相信现代化的需要的青年人，他们把市场经济视为满足两个愿望的手段。

中国有3亿14～28岁的青年人。他们被称为“第4代”，以区别于前3代人，前3代人哺育出革命者和理论家。第4代人成长在相对富裕的家庭里，未受到早年战争和饥荒岁月的影响。许多人实际上对邓小平改革之前的情形了解甚少。“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西安40岁的陕西省青年联合会主席说。北京实验戏剧培训班的创始人、30岁的牟森认为，20多岁的青年人与上一辈人的心态完全不同。“他们的认识受到摇滚乐、电视和体育运动等的影响。”

“自我一代”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政府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却丝毫不注意它。”23岁的北京的艺术家兼摄影师聂政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抓住经济改革带来的机会。”

对聂政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铁饭碗，失去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就业保证和福利待遇。聂政为北京数家广告公司做个体绘画设计工作。工作所得的报酬足够他支付他所喜爱的日本照相机、CD和名牌太阳镜的费用，还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读书和绘画。性方面的自由也是原因之一。

青年一代都受到下海的冲击。下海即指抛弃国家分配的收入较低但稳定的工作，承担风险到私营企业竞争应聘，收入自然高得多，但风险也大，安全系数小。西安一名准备上大学的高中生，18岁的庞瑞说：“我父母亲想让我当教师或医生，可以有些安全感。但我要干我所喜爱的工作，大笔大笔地挣钱。”

学生孟光军，18岁，也深深地被承担风险的主意所打动。他说：“你能更多地了解自己。”另一位学生，周士文，19岁，曾看了许多香港电视，从而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他看问题不那么书生气。他说：“外国人对待风险就像跳蹦极或在长城上骑摩托车。”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都想效仿王国庆那样的人。王国庆，今年37岁，3年前从西安中国银行辞职后下海经商。他当工人的父亲差点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王国庆说：“父亲认为银行是所有工作中最好的。”现在他的看法已经改变：王国庆已是拥有百万美元财产的零售商、饭店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他身穿皮尔·卡丹套装、意大利皮鞋，戴2000美元一块的日本手表，另外，还有一些与他同样装束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做他的助手。

“人人都想当老板。”25岁的赵莉说。她是武汉的外语专业大学毕业生，两年前辞去政府翻译的工作，到北京的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做经理助理。工资是过去的5倍，她从拥挤的宿舍搬进自己两室一厅的公寓。她的职责也成倍地增加：她开始接待越来越多的国际客户，管理更多的本地员工。“我父母亲来北京住在我的公寓里。他们看到我能独立生活，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们也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时间享受这些。”当她被告知她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孩子时，她说：“我没有时间结婚。”

这种认识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它强调了“自我一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随着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轻率的婚前性行为变得更常见：据一位专家指出，20%的已婚夫妇承认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69%的人能宽恕婚外性行为）和离婚（1000对已婚夫妇中有1.47对）也在稳步增长。新的生活压力增加：夫妇双方加班工作，才能有足够收入以把孩子送进私立幼儿园，有钱为换好工作而上夜校充电。

城镇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在选择配偶时求得父母亲的同意。他们把恋爱、求婚和美貌变成一桩大事业。“在过去，人们都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恋爱的消息，现在可不一样了，他们要让人人都知道。这一来导致花店泛滥，情人咖啡馆、情人酒吧、电影院和卡拉OK情人座位等到处可见。”一位广州的研究人员说。

挑选终身伴侣的基础也在不断变化。“改革之前，对方是不是共产党员是要主要考虑的条件。现在人们的标准变了：看你的钱有多少，看你的专业技术职务高低和看你的相貌如何。”这位研究员关于广州青年人的一项调查表明，80.2%的人把性感作为婚姻对象最重要的标准，以下依次为性格（72.3%）、相貌（72.2%）、收入（64%）。

物质成功和个人满意作为新标准还带来另外的问题：青少年犯罪。全国范围内，25岁以下的青年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1992年却在犯罪人数中占70%。他们不都是来自生活困难的家庭。“大部分在押的青少年的家庭状况都比我的家庭好。他们不愁吃穿，但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去享乐，因此就去偷盗。”广东省立劳动教养学校校长说。姚玉斌，16岁，因盗窃一辆摩托车而被判劳教一年。他说：“我当时想的就是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