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包括诗歌、绘画、丝绸、炼铁高炉、水力纺织机、火药、火箭、磁石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术等，还有更多献给文明的礼物。然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已经停滞不前”。黑格尔的说法是，中国缺乏欧洲人的勇敢探索精神，它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

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对中国人来说，他的祖国即是世界，正如英国人当年到达中国时在那里所发现的一样。整整两个世纪之前，装有66门舰炮的英国军舰停泊在天津港——北京主要的海上门户。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麦克特尼勋爵来到中国，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这次英军远征几乎就是60年之后美国军舰打开日本商贸大门的预演。虽然1853年麦修·佩里中校的礼物不容拒绝，但它在日本引发了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引进的西方先进科技，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麦克特尼的远征则是另一个故事。

当年这位英王的使者沿河驶向中国首都时，中国官员在他的军舰的帆缆上挂上号旗，他所带的贡品中有一座天文钟、一架望远镜和一个地球仪。地球仪惹怒了清朝官员，因为在那上面的中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乾隆皇帝礼貌却又坚定地送走使者，并请他转告乔治三世：“我们从来不稀罕你们的精巧玩艺儿，我们也用不着你们的工业产品。”临走“天子”又加上一句话，请特使劝说他的英国国君“发誓永久俯首称臣，顺从驯服”。

这之后，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大门而做的努力曾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几代中国人的奋斗也同样悲惨：失败的“自强”运动、清政府的垮台、国内战争、民主革命战争。但在麦克特尼造访200年后，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大炮轰开广州炮台所带来的影响要轰轰烈烈得多。这个古老自傲的文明国家正打破封闭，加入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显然，中国的新一代民众已成功地融入外部世界，赋予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亚洲的经济重心、军事强国，与当年那些入侵中国、欺负中国皇帝的西方国家平起平坐。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与昔日有所不同。由于一年前对国内改革运动重开绿灯，它的经济建设发展突飞猛进：去年全面经济增长12.8%，私有企业部分增长高达50%。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增长的部分相当多地属于账面赢利。尽管如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预计到1994年底能实现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乐观主义者预示，经过大约一代人努力的时间，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究竟能否实现，还只是人们的猜测。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亚洲议论的中心，下世纪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现已满怀信心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已克服了它最大的担心，即中国的形象就像一朵莲花，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枯萎。19世纪谨慎的洋务现代派人物曾国藩说：“我们要向野蛮人学习的东西只有一件——坚船利炮。”

今天，这些长久的怀疑似乎已经消逝。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相信，中国人能学习西方的科技并参与世界竞争，而不用担心会失去自己的灵魂。省市县乡各级都竞相争夺对外开放的第一或最多，中国最南部的海南岛夸口要成为第二个香港。东北部的山东半岛——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孔子的故乡，声称要尽快赶超韩国。上海希望成为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头”，并恢复其当年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样意义深远的是，海外华人企业家正积极努力与大陆建立商贸联系，旨在把东亚建成独立的经济发展地区。早年移民海外的华人在东南亚建立起工商阶层，他们的后代，与台湾、香港一道，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某些有远见的人所说的“大中华”。自1949年以来，北京与台湾的代表首次正式会谈，于1993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是个华人人数众多的国家。尽管双方只谈了有关政府间接触的问题，但坚冰的融化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大的动作。

对某些亚洲人来说，“大中华”在语义上是一把双刃剑。北京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一个高科技武器库，用来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利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资深学者罗伯特·斯拉卡皮诺风趣地说：“仅仅几年前，中国的邻国主要担心中国软弱可欺，像一盘散沙；今天正相反，它们担心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威胁。”

世界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并不感到陌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成为自由市场商人的乐园：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巨人，停办集体农场、谨慎地开展对外贸易、谨慎地为实验特区引入外资。深圳特区就是其中之一，它当年曾是一个毗邻香港的边境检查站。这些改革的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去年1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他来到深圳，大加称赞深圳取得的成就，并预言深圳将随“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之后成为第5条龙。

一位南京大学教授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气氛都整个为之一新。”人们相信社会正向着更大的繁荣迈进。近几个月来，速度更加快了。有关进出口贸易收益、引进外资、股市、建筑业、服装零售、夜总会等各业的消息加速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数百万的中国人“下海”经商。一年前人们还不曾知道的自由权，现今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欲望——自由选择职业、去外资企业应聘等。兰德咨询公司乔纳森·波拉克说：“成功孕育着成功。在全中国都登上改革的列车后，再停车已难上加难了。”

然而，改革仍不够全面，现在仍主要局限于南方地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在甘肃这样的内陆省份，许多人的生活勉强维持温饱，一些人仍住在窑洞里。在西南部贵州省的一些偏僻地区，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农民“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逝世，不知道**已经结束，更不知道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

然而，沿海地区和城市总是社会革命的温床。这一切中，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发展如此之快。去年，四川省会成都市出现成千上万的蝶形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西方人波拉克感叹：“成都一夜之间就地球村化了。这些变化对几亿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有，别处有，到处都有。”

新兴的深圳和其他经济开发区，产生越来越多的“大款”，这给中央政府提出一条实际的选择：尽量放宽特区的特许自由。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起8700个“开发区”，一年前只有117个。驻北京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大大超过戈尔巴乔夫或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上海市外贸委员会副主任说：“再把门关上已行不通。”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与邻国和西方国家竞争太着急了。房地产公司占用耕地过多，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农业生产技术的用武之地，在家乡农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这些贫困的农民沦落为“盲流”到外地谋生，目前总人数已高达1亿，这个自由的人口群体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总数。密执安大学学者肯尼思·利伯瑟说：“这个人群总人数有潜力发展到2亿甚至更多。”

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的同时，犯罪、娼妓和吸毒人数在新兴城镇迅速上升。政府官员是否比过去更公开地腐败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暂且不论。不安定因素主要有两个：通货膨胀和贫富两极收入差距加大。如果信用扩张、股市投机、房地产公司的气泡破裂，那么北京政府应负责任。

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评价说：“中国的局势从整体来看似乎很乐观，但不论哪一方面，你仔细一看，则情况很不妙。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雷认为，这个缺少的环节联系两个阶层：一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转化的清朝官吏阶层，一是1949年毛泽东所转化的农民阶层。这两次转化带来相当大的震动。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内陆地区封建诸侯割据，边疆由游牧民族守卫。孔子强调国家统一的思想来源于统领军队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

中国文化不是像爱默生蔑视的那样“呆板单调”，而是指聚集的村落，由只对皇帝负责的文官实施行政管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提出，直至近年来这两个阶层才在利益目标上融合，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国家。伯克利分校学者斯卡拉皮诺提出，在中国国内举行的合作**流与国际交往同样都具有革命性。去年他在成都出席由西南四省联合主办的会议。“会议的动力是：我们如何修建公路、铁路和通信设施来把与我们相邻的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这种奇特作用的重要性“再夸大都不会过分”。

不论政府会说些什么，雄心勃勃的城市都在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今年3月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一个通常是彬彬有礼的立法机构，代表们在会上并不掩饰自己对长篇大论的官方报告的厌倦情绪。在古都西安，37岁的房地产开发商王国庆说：“我们这一代人更渴望学习，喜欢变革，我们要在新环境中立足。”

兰德公司的波拉克说：“现今社会正经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变革，恍若隔世，已经很难把它再套进一个十分传统的结构中。”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指出，在经济社会中，中国人正经历一场“个人自由的无限扩张”。

像1988年的韩国那样，北京为强化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而申办在北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在世界强国中占有一席的前景，为这个拥有11.7亿人口的大国添注了新的活力。中国能像官方最近预计的那样，在2050年达到6万亿美元产值的经济水平超过日本吗？中国在过去的14年中年平均增长率达9%，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大幅度增长。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高速度增长区域内，大陆中国人认为，不论小龙能做什么，“妈妈”龙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爱默生1824年把中国称作“木乃伊”，“埃及、亚述、波斯、巴勒斯坦、完美的希腊、傲慢的罗马等为我们留下艺术、经院、伟人的记忆和著作……这些国家给我们留下古代城堡的废墟作为它们自身的骨骸和纪念碑。中国则是自身的纪念碑。”如果是这样，中国已展示出其震撼世界的富有活力的形象。中国使东亚地区不再是面向西方的出口地区，而是自立自强的完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