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轮船灯光闪烁和警队的嘟嘟哨声之中，“卡贝拉”号游轮1992年3月驶出泊位，开始了历时31天的赴英航程。当46名乘客朝着身后的友人挥手道别的时候，从船尾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对于那些在巴哈马群岛拿骚港的一个游轮码头的度假者来说，这原本会是一次热烈的道别。但是，“卡贝拉”号是从香港的海运终点港起程的，船上的乘客是23位刚刚离任的英国公务员及其家属。英国的纳税人为他们每人支付了7500美元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利用一种古老的特权——英国政府保证长期供职的高级官员能够享受“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这种待遇的历史可以追朔到香港的襁褓时期。

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是一桩在备有卡西诺赌场、迪斯科舞厅和豪华商场的现代化游轮上进行的盛典。但在“卡贝拉”沿新加坡、科伦坡和开普顿抵达南安普顿的时候，船上的一行人可能象征着英国提前5年就承认其从亚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撤离。现在北京将让44位精选出来的香港顾问宣誓就职，这些顾问早在英国国旗在1997年6月30日落下之前就为这块繁荣土地上的政府效力。英国统治香港的意愿正在减退，大陆的政权正逐步介入。

去年横扫立法委第一次直选的民主党希望能够填补这段空白。在他们看来，代表机构能够最好地抵御任何对“高度自治”的破坏，“高度自治”是北京保证在1997年以后所要遵守的内容。以前中国并没有扩大其影响的要求，而是担心甚至连有限的地方民主都可能破坏其作为香港合法继承人的地位。

香港当地的民主党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缓和了这种认识，经过努力，中国已经将其通过加入非华裔法官的计划搁置起来；北京成功地将非华裔法官的数量限制在1名以内。现在中国坚持H.M.S.TAMAR——这座在维多利亚港金融街区中心的英军总部留给北京使用。

另外，中国新的地方顾问包括了许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他顾问有超级名流：身价数十亿的李嘉诚、影视泰斗邵逸夫及吴光正（他是前运输及地产巨头包玉刚爵士的女婿）。此外，同大陆有生意来往并对大陆态度友好的巨商（至少他们对大陆有善意）大多对北京为香港制定了规划持怀疑的态度。

中国将这些委员仅仅描述成为更好地沟通而设立的机构。但是，就在事实不断地证明港英政府错误的同时，香港的1997年好像已经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大卫·威尔逊爵士成了不中用的人。实际上在英国去年同北京就价值160亿美元的民事工程一揽子计划摊牌之后的那个元旦，威尔逊爵士就被伦敦撤换解职。这个工程包括建造新的巨型喷气客机机场，一条连通机场同市区的高速铁路，新型全天候货运码头。英国做出让步：同意中国不仅对机场建设计划享有否决权，而且允许中国银行占有垄断贷款的地位。

对于英国来说，机场建设计划简直就是个“滑铁卢”式的失败。据议会直选的联合民主党的领袖马丁·李说，一位英方高级官员就让权一事这样解释道：“我们已经签署了离开香港的协议，因此也就不会有太大作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所能地推动中国产生变化。”简而言之，伦敦将永远不会实施边缘政策，甚至在同北京的“协商”危害了香港利益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这么做。李认为，白厅对中国的理解深信不疑正是出于这种讨价还价的理念。对此，他驳斥道：“正因为他们阅读书写汉字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比我们中国人更加了解政治局的想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这样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英国可能在撤离之前通过土地拍卖和优厚合同，变卖香港“家产”的担心。机场海港工程的巨大开支使香港庞大的金融储备面临着耗尽的危险，这是北京干预的一个理由。但中国对英国动机的怀疑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是由于港英政府在今年3月将该工程的设计合同承包给了一家英国为主的国际财团，该财团的出价比第二位的价格要高出13%。

独立周刊《当代》的主编认为，中国自身并没有制造麻烦。他说，问题在于观念的不同，“中国人认为英国的每一项提议都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在香港保留一个亲英派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