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而国家面临着最为严重的问题：失业。刚刚过了春节一个月，1991年3月，22岁的蓝鸣清（音）就用扁担挑着行李上路了。他离开了位于东南地区的老家福建，登上了去往广东的征程。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在找到工作之前，灾难便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在火车站被流氓抢走了240元钱（相当于46美元），这是他的全部积蓄。蓝说：“我甚至无法还击。”现在他流落街头，寻找工作——任何一份工作。

据估计，每天有3万移民到达广州。蓝鸣清只不过是到达广州的许多移民中的一员。广州有近400万人口，却有近50万外来人口，而他们许多都是没有工作的临时工。在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无业农民等在火车站，期望着到达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希望可以过上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说：“城市中有500万人处于失业，有4000万的农民不想种地，想找一份其他的工作。这些人中，大约有500万人是到处游**的盲流，这个数字大得可怕。”

这种大量人口的“错位”——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社会安定和健康卫生条件也越来越差，这给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1989年，在上海，每10个罪犯中就有4个是盲流，大部分被指控为随机犯罪，但有一些还严重参与了组织犯罪。

大量的移民也为政府监督执行计划生育带来了很多麻烦。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许多人到外地去生第二个孩子。因此，许多盲流又被称作“超生游击队”。

被如此大的移民潮所震惊，政府已开始采取行动，对盲流进行严打。驻广州的一个西方外交官说：“他们（中国政府）部署了警察，逮捕那些盲流人员，并把他们免费遣送回家。”早些时候，警方查封了北京的一个非法职业介绍所，这个职业介绍所“引诱”几千名农民涌入城市。北京劳动局副局长说：“我们希望已来到北京的农民尽快返回家乡。”

一旦农民到达城市，虽然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去，因为城市的生活比农村的生活条件好。广州的新兴乡镇尤其具有吸引力，当全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为6%时，广州的经济增长率却上升为17%。那些打工仔衣锦还乡，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这名外交官说：“在新年回家时，打工仔们穿着崭新的衣服，拿着贵重的礼品，这使他们的亲戚很是羡慕，于是那些人也打上行李，跑到城市去找工作。”

劳动力的供应大大超过了需求，尤其在70年代有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在今后的5年里，这些人即将参加工作，到那时将有500万人达到工作年龄。现在中国的城市劳动力为4亿，是需求量的两倍。7000万人在城市的企业或公司中工作，而剩下的则是“过剩劳动力”。有位政府官员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不是通货膨胀、市场萧条或是住房改革，而是失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把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国企重工业转移到服务行业，因为服务业投资少，却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认为失业问题在2000年后仍会继续，因为国家机关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失业在近期内将不会有所改善。同时，在过去，集团公司和私营企业也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好地方，但是3年财政紧缩阻碍了这些公司的发展。财政紧缩虽然使通货膨胀由两位数字变成了7%，但代价却是惨重的——许多企业倒闭，城建规划取消，还有成千上万的职工下岗，遭受打击最大的要数乡镇企业，去年有100多万乡镇企业关门，而大量的工人则被迫回农场去干活。

北京已经许诺将把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但从人口现状和经济现实来看，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打工仔蓝鸣清说：“我已经应聘了几份工作，但他们都只招聘城市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在餐厅里要饭，晚上在大桥底下睡觉。“在那里比在火车站要安全得多。”他说道，“但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仍然十分害怕。有一晚上，3个人走上前来向我要钱。当我告诉他们我的钱被偷走的时候，他们扇了我几个耳光后离开了。”但是，蓝拒绝放弃这种生活，返回家中。当然，他说自己最终会找到一份工作：“这只是个能挣多少钱的问题。”有一天，一位老人提出只要蓝每次帮他把车推过大桥，就付给他5毛钱（合9美分）。这是一个朴素的开始，但是蓝认为它可能会是自己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