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内地的革命热潮似乎已经消退，但对于具有殖民地“皇冠”之称的香港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是令人畏惧的近邻。尽管中国大陆现在正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10年之后会是什么结果仍然不确定。因此，香港的许多年轻技术专家不敢冒险：他们纷纷离开这块殖民地，表达他们对前途未卜的心情。尽管北京承诺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法律。但在经历了155年的英国统治后，这块殖民地正遭受一场潜在的人才流失。

英国和中国政府为了缓解人们的焦虑并树立信心，对1997年的权力交接安排达成了一致，中国从原有立场上有所软化。1988年11月底在广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官员同意，1995年选出的香港立法会将保持，直到4年后，即1999年任职期满为止。这就认同了英国方面所谓“直通车”的概念——最初被中国方面拒绝——主要是为了保证选举产生的香港地方政府能在敏感的过渡时期管理香港。

作为交换，中国要求未来的立法会委员接受中国正在为香港起草的《基本法》，并宣誓效忠1997年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项妥协达成的意义远远胜过了政权交接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也是近50年来英国撤出其殖民地时做的最小心谨慎的准备。数百名来自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官员正忙于起草、反复修改、讨论并谈判这块世界上地价最昂贵地区的未来。

这一过程正好发生在香港地区政治觉醒时期。人们是否能够对谈判产生信任，主要或至少间接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1985年，中国组成了这一59人的委员会，对1997年后香港的发展进行勾画。为了赢得香港人的信心，中国任命了香港本地的23位人士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不久之后，这一委员会又负责组建了一个180人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在重大问题决策方面代表香港人观点的集团。

去年4月，当中国完成了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后，这一咨询集团开始真正兴盛起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用了5个月的时间与香港公众举行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咨询。咨询的最大发现是香港公民对加强民主价值观念的考虑越来越多。这次达成的妥协表明，中国原本全神贯注的是香港的主权问题，而现在中国对香港公众观点走向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者。“我现在还待在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马丁·李说，他是受过英国式训练的律师，现在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目前立法会的议员，“我只想告诫双方政府为香港做最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