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贵身上唯一能看出他并非是外表所显示出的身份地位的迹象，就是他身上揣着的一盒美国香烟。否则从他的衣着、简单的发型以及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判断，他只不过是中国广大农民、工人的普通一员而已。33岁的刘是一位沉默寡言，热情诚恳的人。他经常站在停着卡车的小院子里，与工人混在一起谈天说地。和其他司机一样，刘经常驾驶一辆捷克造TATRA牌卡车。但完全不同的是，他是老板——一位百万富翁。

刘希贵是一家业务不断扩展，资产已达160万美元汽车运输公司的所有人。当地官员在谈到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时，他无疑是鹤立鸡群的。但是他的成功也引发了一个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境遇：身为百万富翁的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当地官员为此事一直争论了3年时间，尽管刘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现在似乎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迹象。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党章中的一项条款，即禁止党员从事私营事务，特别是那种可能使人成为个体百万富翁的行为。刘辩解说，他是实践了党的政策才能富裕起来的。“这并没有任何冲突，”他说，“没有党的政策，我不可能会有这家公司。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他的生活肯定无法同与之类似成功的香港实业家相比。他住在3间俭朴的房子里。他的2个孩子还睡在炕上，那是一种传统的土床，通过在床下烧火取暖。家中的客厅里摆放的也是廉价的木制家具和塑料花，点的是一盏荧光灯。刘每月工资为135美元，略高于他付给妻子的108美元，但少于其他工人的工资。他唯一的奢侈品就是2辆轿车。

尽管刘不是一位完美的消费者，但他依然雄心勃勃。在这样一个以“万元户”为富裕衡量标准的国家里，刘的目标是将自己多达270万美元的财产翻一番。一星期内，他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在挂着地图、装有电话的小办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他会自己驾驶着卡车，装载着建筑材料行驶在漆黑的偏僻公路上。他要求工人像他一样投入工作，那些人每月拿回家的工资是这个国家平均工资（23美元）的5倍。“我要求他们努力工作，他们也觉得自己会得到优厚的报酬。”刘说。

虽然刘天性沉默，但他却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沈阳城郊几乎所有农民都认识并尊敬他，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他的雇工。但是他们都非常自由地对刘的党员权利进行争辩。态度强硬的人们指责刘希贵这类人都是靠剥削工人而肥起来的，他们不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支持刘的人认为，仅仅因为某人的富裕而歧视他是不公平的。其他一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却更直接地想要去重新分配他的财产。刘说他已经接到了“一千封”索要现金的恐吓信。他接着说：“我碰到过拿着匕首逼我借钱的人。”

但是刘依然记忆犹新的艰辛历程使他无暇去顾及精神上的不公平待遇。为了冲破贫穷的枷锁，刘曾在一家小医院里卖了30次血，用卖血的收入买猪。到了1979年，人们突然被允许签订合同为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时，他成功地获得了承包村里经营不善的汽车运输公司的合同。他卖掉了猪，雇了2名司机并在4个月里赚了2700美元。之后，刘转向建筑公司和公路局。他5个兄弟中的4个都拒绝加入他的公司。他们指出，如果刘要是在“**”中开办现在的公司，他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分子”加以迫害。

此话千真万确，但现在走发财之路有了转机，而刘正好坐在方向盘前。现在，地方官员为这位百万富翁居民自豪，甚至仰仗于他。自1979年，刘上缴了27万美元的税收。像许多西方慈善家一样，他为学校和公益事业募捐了大量资金；他赞助了本地的足球队，捐款给养老院，并为自己的老家修了一条路。金钱或许买不到他所期望的党员身份，但他自己说，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做的好事、好榜样是“为整个国家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