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称，在沿海的江苏省，有一个家庭因为害怕出现全国性的经济崩溃，竟然买了800盒火柴，以防短缺。而在北京，有一位老太太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在家里囤积了1000磅的食盐。而在一次抢购狂潮之中，北京百货商场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所分配的整整一个月的40台洗衣机销售一空。在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人们排起了长队，从银行里取出存款。这一趋势实在太严重了。在广东省，有些银行分行因此而陷于停顿。由于这股购买狂潮使得货架空空如也，还造成了食物和其他商品的短缺，因此流言飞起，称省级官员正加紧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骚乱。

这股狂潮绝对不会恶化为整体的混乱无序。但是在官员们提出稳定的措施之前，一股真正的、非理性的恐慌之情还是席卷了全中国，因为人们害怕经过近十年的时间而辛勤建造起来的经济改革大厦毁于一旦。

1988年10月初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一个五年计划。据最终的会议公报称，该计划将力图“结束经济活动中的混乱状况”。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称，“明年将以更小的步骤实行物价改革”。声明同时建议指出，“应紧急采取”措施来检查通货膨胀情况。

北京希望它的这些举措能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并且能赢得时间，使通向繁荣昌盛之路的坎途变得平坦无阻。保罗·史雷斯伯格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职员，长期以来是中国问题专家。他说：“由于物价体系的重建，他们将速度由50英里／小时降至35英里／小时。”

正如这次会议着重指出的，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个狂热扩张的阶段，但目前已陷入困境达一年之多。为了抵消物价的增长，支撑境况不佳的工业，国家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投入了大量的新印制的钞票，发放了过多的补贴。这些行为对本来就在飞速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回顾过去，其实在8月中旬，改革运动就似乎受到了限制，因为那时，领导人们汇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的一个集体疗养院里，宣布了一个五年计划，要放开所有物价。在一周之内，大多数的主要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恐慌的抢购行为，因为人们以为主要商品的物价会上涨，所以都想进行囤积。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个月的消费支出上涨了40%，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增长。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有着125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上海。那里的零售额超过1987年的水平达60%之多，基本商品的短缺已非常严重。

北京迅速采取了措施来安定民心。它提高了存储利率，想从银行这头掐断这股热潮；政府命令增加诸如彩电、自行车等商品的产量；在一些地方，还对每个家庭能够购买的主要家用电器数量做出了限制。然而，北京还是用了数周的时间才将这股抢购狂潮置于其控制之下。

无论如何，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去年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同时也是混乱无序的。1988年的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攀升到11%，达到约1500亿美元。1987年总体的工业产量暴涨17%，同时农业产品产量增长了5%。到处都在建造新的住房和工厂。1988年前7个月，就有14000个新工程破土动工。同期之中，政府投入了22亿美元的信贷资金，进行首都建设。

这种繁荣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其中最大的麻烦就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在共产党的前30年统治之中尚无人知晓，因为当时的物价和工资都是国家规定的。中国的官员们把通货膨胀率确定为20%，但国外的外交官估计实际上可能是30%或者更高。一位34岁的医生说：“什么都涨价了。蔬菜是涨得最厉害的了，而肉价也居高不下。”她补充说，她和当记者的丈夫一个月加起来只有30美元的收入，他们几乎无法靠此生活。那些在经济改革之下出现的饭店，由于价位过高，因此将工人拒之门外。北京的一些公园，比如以前皇家的颐和园，将门票提得这么高，使得普通市民再也不可能经常去游览了。

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他们就会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这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都期望这个国家转向“企业改革”。这一术语意指要营造出一种环境，它使国营企业拥有自治权，能自主决定投资和生产；它也鼓励开办新的企业；它也会使一些公司至少是部分地实行私有化。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同放开物价中的问题相比，更令人不敢向前。因为在企业改革之中，要说服工人扔掉保障其一生的“铁饭碗”，此外还要处理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