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所带来的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社会麻烦。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方面的问题像伴随改革而来在两性关系上的随便态度这个新问题那么令人感到不安。多年来，北京的官员们一直告诫毫无警惕的公民提防性罪恶，想以此来挡住这方面的威胁，人们对他们的努力不予理睬。近日来，政府允许就**、未婚先孕和性犯罪这些以前遭到禁止的问题为政府工作人员举行公开讲课和讨论会，这个方面的讲课吸引着全国各地大量的人群。上海的社会学教授刘达临说：“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已听到许多了。还应当再加上一个第五个现代化，即观念现代化。”

在中国繁忙热闹的大街和拥挤的小巷里，有人再次开始靠卖**赚钱。在上海这样一些城市，性病发病率增长了3倍，而官方曾宣布已消灭了这种病。另一方面，新接触到西方思想的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浪漫的爱情和性满足的牺牲品。据说大约有60%的中国人对配偶不满意。强制性的调解劝告并没有阻止一年50多万人离婚。警察的搜查也未能阻止地下销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刘说：“中国人像在黑暗中待得太久的人一样，当窗户突然打开时，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刘是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

那么，医治矫正的方法是什么呢？刘开的处方是，信息，信息，更多的信息。他经常举办有关性的讲座，写了30本有关爱情、性和婚姻的畅销书，帮助开始出版新杂志《性教育》。主要是由于刘及其同事的游说，国家已同意拨款在全国各地6000所中学开设实验性的性教育课。教育家们认为，中国在性方面的觉醒与其说是对公共道德的威胁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进步的迹象。香港的精神病学家、性教育的倡导者吴明伦博士说：“除资本主义外，如果人不在一定程度上享乐，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现代化。”

吴和刘两人有时在同一个讲座上讲课。他们持有的共同观点主要是源于常理和“性乐”，而不是源于马克思。例如，刘并不宽恕婚前**，但他认为这是生活中的事实，因为中国高达30%的青年在婚前有过**。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的晚婚和晚孕“不符合人的生理发展”。人在十八九岁达到性成熟，很可能在得到官方批准之前很久就做自然而然会做的事。

一场越来越激烈的辩论的主题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人们该怎么办。把不能要的胎儿打掉。政府资助的流产早就成为中国已婚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方法，但政府仍然拒绝向单身的男女提供避孕用品。因此，未婚妇女宁肯秘密地去做危险的流产，也不愿因选择合法的途径而暴露他们不正当的关系弄得丑事外扬。刘感到烦恼地说：“如果我们教他们如何避孕，可能婚前**会变得更加普遍。”

当局拒绝正式承认中国有同性恋，而且他们往往把同性恋看作是犯罪。警察在深圳至少封闭了一家已成同性恋者聚集地的酒吧。刘说：“人们通常把同性恋行为当作是流氓行径。”他对处理这种属禁忌之列的性行为的忠告是：对它们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迷信的态度和刑事处罚来对待他们。他说：“我们想让人们接触病菌以增强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

然而，一些官员依然决心阻止中国性革命的进一步蔓延。《性教育》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正式刊印有这样的话：此杂志仅供内部阅读，而不向公众出售。这么一来这家羽毛未丰的杂志就更难赢利了。这家杂志的投资者似乎愿意采取拖的办法来对待政府，而且第一期杂志已经售出这个情况使得乐观主义者断定，在这场有关中国对性解放能容忍到什么程度的辩论中，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将是中国的务实精神。《性教育》杂志社论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但是，他问道：“你认为能把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思想窒息而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