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和台湾在37年的时间里没有对话，更不用说谈判了，因此它们签署的协议来得出奇地快。1986年5月，在香港的几家俱乐部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主要航空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讨论将一架波音747运输机以及3名机组人员中的两人交还台北。这架飞机是4个星期以前被显然是叛逃的飞行员转向飞到广州的。

起初，人们怀疑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台北引用国际航空协议，并强调长期以来它一直拒绝与北京政府打交道。它要求中国不经谈判就归还飞机。北京将这次得到飞机视为一个与台湾人进行对话的机会，坚持双方必须聚到一起讨论移交的细节。

让北京感到吃惊的是，台湾同意了。与此同时，香港记者称之为“飞机外交”的政策已经启动。在第一次正式允许的双方民间或者官方代表进行的会面上，中国民航的官员要求（台湾）中华航空派飞行员到广州取回飞机。（台湾）中华航空担心这样做会被认为默认了共产党政权，因此它坚持中国民航将飞机移交给香港，也就是这架飞机当初从曼谷起飞时的目的地。谈判进行到第3天，北京让步了。一名大陆飞行员将把飞机和机上的轮胎和电子设备以及两名想返回台湾的机组人员送到香港。在草签协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航空的首席代表向北京代表致谢，感谢他们使“会谈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及他们“精心照顾飞机和尊重机组人员的意愿”。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常将北京称为“土匪”政权，因此，台湾代表向北京代表这样友善地讲话，使得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暂时解冻更加令人迷惑。台北是在缓和它拒绝与北京进行一切联络的态度吗？台北的官员断然回答了不，他们声称这次波音747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政府情报处的处长在立法院里回答问题时说：“我们政府一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让步，这一立场绝对没有任何变化。”一些分析家甚至说，台北对北京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强硬，以突出一切都没有变化。

事实上，台北并没有认为这次波音747事件已经了结。在香港的中华航空谈判人员坚持认为，台北“保留着让中国释放机长王锡爵的权利”。王锡爵是一名退休的台湾空军上校，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台湾岛上。在台北，政府官员说，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引渡王并对他进行刑事诉讼。在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机组人员中的副飞行员和飞行工程师说，王锡爵显然是独自行事。“我为此已经计划好久了。”他告诉两人中的一人。

尽管台北官员保证，飞机事件不会影响与大陆的政策——或者说缺乏关系更合适——这一事件还是导致公众中出现了以前很少问到的问题。台北《联合早报》——这家报社通常支持国民党——的一篇社论说：“共产主义中国已经迫使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面对面谈判。”有鉴于这次飞机事件，“现在应当是全面反省”现行政策的时候了。

没有人会说，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夙愿——将要实现。国民党也不会放弃它反对宣布台湾独立的立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背弃了国民党原来说的他们才是全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话。但是，有迹象显示，在表面上的宣传口号下面，一种更为务实的处理与大陆关系的态度可能正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拜伦·翁说：“台湾的蒋经国总统已经表现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拜伦·翁还预测台北和北京“将会增加非官方和民间接触”。

还有迹象表明，国民党正在放松对岛内政治舞台的严格控制，尽管只是稍稍放松了一点。蒋介石总司令38年前颁布的戒严令仍然有效，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尚未出现。但是，在菲律宾的阿基诺依靠“人民权力”的力量当上总统之后，76岁的蒋经国总统已经开始采取谨慎的措施与“党外”集团，一个由国民党外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进行对话。

这到底是态度上的变化，还是策略上的变化，目前还不清楚。例如，政府提醒“党外”集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控制依然很严格。为了纪念5月19日戒严令颁布38年，500名党外集团的支持者在台北琅山庙前的院子里举行了集会，并打算步行半英里走到总统办公楼。阿基诺在“人民权力”运动中用黄色象征对马科斯的抗议，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党外的示威者戴上绿色的头巾和丝带，象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发表不同政见。

这次游行本来可以成为197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那一年，南部城市高雄举行的示威导致了许多人被逮捕。但是，这次参与游行的抗议者正要准备开始游行，寺庙外面聚集了1200名警察。交涉了几分钟之后，示威者只好在寺庙里面进行了12个小时的静坐。示威的组织者、立法院成员戴维·蒋说：“我们可能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发表了反对继续实行戒严令的意见。”

在琅山庙事件之前，党外的代表同政府处理关系时在一直取得间断性的进展。5月10日，国民党官员和反对党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同意党外公共政策研究协会设立分支机构。这个协会是两年前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分裂的各派团联结在一起。作为交换，党外集团表示要在宪法范围内行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因为这个基本法与争取台湾独立是不相容的。党外集团的戴维·蒋说：“台湾海峡隔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因此他们可以不管对方。我们不得不和国民党共同生活在这个岛上。”

两天后，国民党任命了一个12人的党派委员会研究所谓的“四个敏感问题”：戒严令，政党的合法化，国家立法机构的未来构成以及省级自治政府的恢复。前两个问题很快就被搁置，留待国民党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这次大会最早也要1987年春天才能够召开。但是，其他两个问题是可以和反对派讨论的。

国民党在台湾依然受到民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为国家带来了繁荣（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是亚洲最高的地区之一），以及财富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分配。然而，国民党秘书长马素雷相信，与党外的对话对于“国家统一和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

之所以决定同党外进行对话，也可能是因为国民党担心，有一天美国对台湾独裁政策的检视可能会使华盛顿减少对台湾政权的支持。里根政府最近给美国的飞机公司开了绿灯，允许它们帮助台湾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以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取代逐渐老化的诺思罗普公司生产的F－5E战斗机。北京认为，即使是这样间接的帮助台湾也是违背了1982年的《中美对台出售武器联合公报》。美国在公报中保证，将减少提供给台湾的武器的数量以及降低武器的高科技含量。美国官员反驳说，协议只包括硬件，而不包括技术转让。

近些年来，邓小平对待台湾的国民党员的方式更多的是安抚，而不是谴责。1979年，他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一原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将在理论上给予台湾一定程度的自治。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表示，台湾可以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京还明确表示，国民党官员可以收回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在大陆上被没收的财产。

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批准修订了中国的现代史：以前被共产党人骂为“叛徒、刽子手、吸血鬼”的蒋介石，从去年开始，被媒体说成是在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帮助了毛泽东的同盟者。与此同时，北京正鼓励台湾人访问大陆，依据台湾法律这是非法的，但是只要借道香港是很容易做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去年大陆由于外汇储备不足而减少了进口，大陆与台湾的间接贸易额（主要是通过香港）还是大大增加了（1985年大约为13亿美元）。

最终可能会导致台湾改变对北京态度的关键因素将是国民党更换领导人。立法院那些老态龙钟的成员——许多人还是40年前进来的——正在迅速死去。他们的后继人是在台湾长大的，这些人不像建立国家的那一代人，对于输给了共产党始终耿耿于怀。大陆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小，可以和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进行更多的贸易，对于美台关系的焦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台北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不仅对台湾海峡那边的巨人，同时也对国内的反对派。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现代中国的专家哈里·哈丁说：“某些非同一般的情况正迫使台湾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至少也是更加务实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