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乔治·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期间，十分隆重地从一辆当地制造的汽车的轮子后面爬上车。中国官员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可不是那种笨重的黑色轿车，而是一辆刚从北京吉普厂的生产线上下来的造型美观、四轮驱动的切诺基轿车。这家工厂是美国汽车公司和中国一家国营汽车制造厂建立的合资企业，最近刚刚更新过设备。它预示了计划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公司前途大好。然而，这家工厂仅仅生产了800辆吉普，运作时间不到一年，就要在6月中旬因资金问题而被迫停产2个月或者更长时间。

现在，这家工厂暂时成了另一种象征：对于任何以为中国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地方的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警示。尽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保证在华投资利润会是很丰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商人还是发现，对于不够精明或者没有耐心的外来投资商来说，中国可能是一个金融泥沼。新来的公司面对着一大批令人迷惑的问题，从劳动力价格上涨到通信设施落后到变化无常的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让许多一度很乐观的外国企业感到泄气。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后，外国企业就一直在涌入中国。

西方公司现在正密切关注这家吉普车制造厂的命运，看看北京政府是不是认真地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好的经济气候。这家工厂的困境代表了外国企业常常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混乱情况。在这个例子里，中国政府停止供应工厂需要的用来向加拿大的AMC公司购买吉普车配件的资金。原因是，去年出现了购买消费品狂潮，使得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北京不得不对进口产品进行全面的限制。1986年5月下旬，AMC宣布，北京已经原则上同意提供所需的资金。理由是很充足的：这家吉普车制造厂如果破产，将会使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类似制约了吉普车制造厂的官僚政治纠葛可能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热门的商业活动新前沿的声誉。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的数目增加了130％，从1000家增加到2300家。这些新增加的企业包括：为香烟过滤嘴生产醋酸纤维素的赛拉尼斯公司；日本的松下电子公司（生产电视机彩色显像管）；西德的宝丽金（生产音乐光盘）。但是，驻北京的大多数西方大使馆现在正暗自建议国内的商业领导人，不要在中国创办合资企业。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6到9个月内，外国在华投资形势已经不再那么吸引人。”

最近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然而，这一点仅仅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肆投机之后有益的清醒。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外国资本家现在必须找到适应的办法。6月初财政部部长詹姆士·贝克在访问中国参加美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年会时说：“我建议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企业坚持下去。中国人将会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西方的总裁们最通常的抱怨是，中国官员在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经常编造税种、规则、规定，而不是遵循书面的政策。因此，在华的外国公司发现，由于众多没有预见到的花费，他们的利润大大减少。例如，一家西方公司开设的旅馆的食品和饮料部经理说，从香港运来一船食品，有时候一个月征收20％的税，另一个月征收60％的税。“我提出抱怨，”那名官员就说，“看，规定说我们可以征收20％到60％的税。如果你非要让这件事有个结果的话，那么我们要回头对上次那一船食品再征收40％的税，以便我们的政策能够保持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无常，原因之一是中国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建立详尽的司法和税收体制。

在华的许多外国企业在劳动力方面遇到了问题。一名英国管理专家说：“你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花费可能只有别的地方的一半，但是通常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只有一半。”政府试图说服外国公司以它能够谈成的最高工资雇用尽量多的工人。圣保罗的一家公司卡迪欧佩斯计划于7月份开始在靠近中国中部的西安的宝鸡开办一家合资企业制造减轻心脏病痛苦的药。它发现，当地的官员要求工厂配备大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副经理。但是，这家明尼苏达州的公司坚持只雇用35个人，而不是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中国人最终做出让步。

因为众多的工人要接受高科技生产方式的教育，因此许多生产厂家生产效率非常低，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麦道公司上月开始在上海的一家合资公司组装MD－80双引擎飞机。这家公司不得不花费3个月来生产一架飞机的机身，而在一家美国工厂只需要一个星期。但是，在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谈成这宗建造25架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的交易之后，这家位于圣路易斯的公司坚持说，它很高兴工厂正在运转，而不是还在讨价还价。

其他一些合资企业也出现了亏损，因为中国官员一直极其热心地从外国资本家身上榨取钱财。在北京的一名美国商人说：“在中国做生意就像陷在蚁冢里，它们一直在吞噬你。一天，他们要征收追补的修路税；又一天，租金上涨70％；又一天，付给中国职员的工资要增加一倍。”中国一记者去年12月在上海《世界经济信息导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官员“以一种缺乏智慧的过于精明”赶走了外国公司。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别人赚钱，自己才能赚钱”。

眼下，少数赢利的外国人包括旅馆经营者，以及为新来的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的顾问。到目前为止，中国人还倾向于阻止任何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有10亿消费者，这个市场让外国公司垂涎三尺。

尽管中国的生活费用对于市民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外国人的办公场所的价格可能会达到天文数字。在北京，租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舒适的办公室，一年大约要花费7万美元，这几乎是在纽约的价格的两倍。霍利维尔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非常拥挤，职员们不得不把文件柜摆在洗澡间里。即使是这样，去年超过520家外国公司设立了中国办事处，这使得26个城市的外国公司办事处的数目达到了1448个。

许多专家将中国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动，比如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视为通往消费社会的长征过程中的暂时性路线调整。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有时显得比较慢。但是，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性的。邓小平已经实行了7年的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负面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率增加两倍，去年已经达到了8.8％。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当选主席罗杰·萨利文说：“中国人进展神速。但是，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足够快地进行所有的调整是很困难的。”

尽管在中国经商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很多公司仍然热情不减。5月早些时候，已经在日本开了561家餐馆的肯德基宣布了在北京开餐馆的计划。亚特兰大的开发商约翰·波特曼计划在上海建设一座三栋高楼连体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50层楼的旅馆。显然，外国资本家虽然从中得到警告，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现在意识到，在中国取得成功过程是缓慢的，而不是迅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