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奉行的外交策略似乎是：努力和所有国家搞好关系，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谨慎地和苏联恢复了贸易、文化交流。北京不遗余力地向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证明中国愿意成为它们和平的邻邦。

这种不同任何国家发生冲突的政策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是1年前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保证香港高度开放、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至少50年不变。现在北京正在推出比“一国两制”更宽大的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模式，在此之前，北京曾威胁用武力收复台湾。北京提出不仅可以允许台湾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允许其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台湾方面还不买账。邓小平急于扩大贸易，增加海外投资，他正努力使中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经济体制的伙伴。1986年，北京希望申请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的正式成员。关贸总协定有90个成员，监控着世界贸易的规则。

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而非外交政策使之彪炳史册，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已经转变成一个致力于稳定的国家。邓小平不惜一切来保障经济改革的成功，极力主张不管理论依据是什么，也不管有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经济改革都会成功。到目前为止，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仍旧是个贫穷的国家。邓小平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人均收入提高到800美元。与1980年人均300美元的水准相比，这个标准足以使中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不过，在1982年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还很贫穷。去过四川省的人注意到不少农民还在使用木头轮子的手推车，用木犁耕地。就是在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展品显示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就开始使用铁犁了。

但是，对许多中国人而言，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产量都增加了。1985年年初，工业品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3％，政府担心速度过快，便下令放慢速度，以防造成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恶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消费者梦想购买的“三大件”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现在的“三大件”是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想想看吧，”一位西方外交官说道，“住在贵州省中部的人现在能看到晚间新闻，看到贝鲁特和纽约的电影。而3年前，居住在对面山上的人他们还一个都不认识。”

邓小平说：“一些人要先富起来，然后其他人再跟着富。”邓小平们精心为之提出了依据：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财富本身没有错，马克思谴责的是靠剥削其他人劳动得到的财富。用从前的一句口号来说就是“致富光荣”，作家奥维尔·谢尔曾把这句口号作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激烈的论争，讨论什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企业出售股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一位理论家回答说符合，只要股票是被职工买去，如果是集体企业的话，被乡邻购买（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出售股票了）。企业职工和乡邻们可以相互买卖股票吗？“这还有待研究。”一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甚至说，既然马列主义是科学，那么非党内人士也应该有重新审视它的权力。他说：“科学属于大家。”

奇怪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莫斯科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对邓小平的改革表示反对。他们私下里害怕如果改革成功，中国将会成为更强大的军事威胁。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的报纸杂志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发表了温和的原则性疑虑。苏联如果希望和北京继续搞好政治关系，必然不能指责北京的改革。莫斯科的一位亚洲外交官说，苏联人“还想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万一5年后，他们也想亲自尝试一下改革。苏联人可能不会把资本主义引入经济特区，但他们可能对受一定控制的市场体制感兴趣。”

高度工业化的苏联会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学到什么东西吗，苏联官员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是他们至少对中国的改革很好奇，从某些方面看，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阿切尔·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美国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大公司）董事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经常到中国来。他1984年去莫斯科，同当时主管苏联农业的戈尔巴乔夫私下谈了两个小时。“他对我告诉他的关于改革的事非常好奇，”安德烈亚斯回忆道，“他尤其想知道中国与外国公司建立的合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