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以来，《时代》周刊每年都选出在前一年中对世界事态发展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个人、民族和事件——不管好坏。在今年选择第五十七位“当年风云人物”时，编辑部考虑过诸如强有力的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斗争的代表人物、狱中的黑人领袖曼德拉，为救济非洲饥荒灾民募捐而举行义演的歌星鲍勃·格尔多夫以及恐怖分子等重要风云人物。编辑部最后决定超脱日常新闻而考查对历史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现象：中国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并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活力。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由于实行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而成为《时代》周刊“1985年风云人物”。

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邓小平的改革试图把两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体制融合起来：国有制与私有财产，国家计划与市场竞争，政治专政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毋庸置疑，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持怀疑观点的人都感觉他似乎想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

这还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赌注，其中涉及的各种因素水火不容，邓小平大胆的尝试可能会导致一场经济混乱，也可能将中国带到一个也许即将到来的辉煌世纪。但是，1985年邓小平再一次表示出他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邓小平在拥有中国80％人口的农村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随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改变中国的城市，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效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利润、重视革新的资本家，这项任务似乎更为艰巨。

到20世纪末，第二次革命的第二阶段能否改变中国20世纪以来一直极端落后的现状，完成邓小平的理想，这是大家都在猜测的话题。第二阶段改革的起步有些困难，又遭遇了比第一阶段农村改革更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成功的话，这场改变将带来世界范围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到那时，历史上一直担心东南边界受中国威胁的苏联将面对一个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国力大增的邻国。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将看到一种不同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地区和邻国将发现以前的政治对手变成了贸易伙伴，昔日的经济弱者变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将发现它们的敌国，世界上第三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神圣信仰已经演变成一种可以与西方共处的制度，尽管不会在所有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西方还要为之喝彩。

邓小平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领导更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相隔短短几年，再次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来的是同一个国家：粮食市场储备丰富，经营自由，农村处处是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繁荣的乡镇企业层出不穷，从外国引进的东西各种各样，从计算机技术到摇滚乐，都是中国人以前闻所未闻的。邓小平持续推行的改革计划，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在所有这些动**不安的重大事件和现象中，只有戈尔巴乔夫上升为苏联领导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可以和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就任国家最高领导时出尽了风头，其后，他与里根的高峰会谈又占据了电视和报纸新闻的头条，但是到年底为止，他对历史的影响还没有发挥出实际作用。与其生气勃勃的个人魅力相比，他对苏联外交和内政政策带来的变化真是相形见绌。尽管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但他的行动过于谨慎，与之相对照的是邓小平已经在中国实施的更为激进和深入的改革。1979年华盛顿同中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邓小平所做的是世界上其他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业。”

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和几乎每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都面临一个相同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日报采访时说：“十月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共产主义的老大哥）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走上领导层之后不久，就勇敢地提出国家控制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他马上着手把它改造成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形式，这种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外国分析家常常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一些中国人说它是“商品经济”。邓小平的说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很著名的一句话借用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改革的精神实质是解放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在中国社会，个体主义的概念是有贬义的。他首先在农业部门展开改革。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而论，毛泽东对中国农业的集体化改造也是很极端的。公社按照国家的指令种植作物，收获全部上缴国家分配。报酬按“工分”核算，同生产没有关系。比如，农民种植水稻，积累了一定数目的工分，但是无论最后的产量是高是低，他的报酬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改革了公社制，代之以承包制。虽然土地仍归国家所有，农民（主要是个体家庭）可以向国家租借一块土地。租金的支付方式是按照固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大米、小麦或其他粮食。一旦农民完成了这个义务，他要种什么作物就可以自己决定，还能在自由市场上不受价格限制地出售作物（尽管国家对某些价格的波动范围做了限定）。

最初的租期大多是两年或三年，现在通常延长到15年，牧场的租期甚至是30年。1985年出台的法律规定租期可以继承。农民有了牲畜，富裕的还买了农用机器，过去两年中，拥有拖拉机的人数从9万增加到29万。尽管国家保留了取消一个农民家庭的租期，把它租给他人的权力，却很少行使。农民们逐渐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好像自己完全是主人那样来使用土地。

国家允许，更确切地说，鼓励农民在国有的土地上盖造私有房。中国农村的道路两侧堆积了很多盖房子的砖块，有的农民甚至花钱雇人盖房。而在毛泽东时代，许多农民要住在集体宿舍，在公社食堂吃饭。现在仅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几乎就称得上革命性了。

改革的结果是意义重大的。中国农民勤劳致富，1978年以来，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8％，是前26年增长率的2.5倍。产量增加的同时，品种也增加了。除了大米和小麦，中国人饲养的家禽和猪增加了（中国是世界上养猪最多的国家）。据加拿大地理学家瓦克拉夫·斯米尔估计，农村改革最大的效果是平均来看，目前的食物为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健康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对于一个在4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中经常遭遇饥荒的国家而言，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私有企业是农村改革的副产品。邓小平和他的助手担心取消人民公社后，大批无业农民会流落到城市，那里也没有工作让他们干。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允许个体农民和农村集体开发副业，收入归自己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