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根据1984年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中央虽然制定了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国有企业要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5％的利息（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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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次的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或里尔，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去年市领导将3个亏损企业的工人集合起来，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赢利，要么就让企业破产。如果工厂不能产生足够的效益以还清它们的贷款，政府就要卖掉它们，并解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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