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迎来了春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排列成行的红旗在充满芳香的空气中猎猎飘扬，一溜飞驰而来的崭新的出租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入口，车上下来了参加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三中全会的代表。然而，在会堂里面，赵紫阳总理向2712名代表作了长达15000字的开幕报告，他宣布北京政府即将恢复5个月前刚刚放开的一些经济控制政策。

全国的电视和广播都播出了讲话片段。这次讲话可能是一次坦率的检讨。赵说，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放开被官僚体制窒息的国民经济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巨大成就”。但是，去年10月开始的改革导致了工资失控，物价暴涨，贷款增多。邓小平3月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作为对他的响应，赵特别提出了“不良行为”急剧增多，包括贿赂，囤积居奇和向工人滥发奖金。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向以经济不景气而著称的中国城市注入活力。北京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给国家的2亿工人带来一些自由企业的激励。在过去的5年内，8亿农民已经尝到了这种激励带来的好处。这个计划提高了许多工种的工资上限，允许许多工业品，以及食品和住房的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恐怕最引人瞩目的改革措施是北京决定国营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不用将它全部上缴给国家，以增加再投资和工人福利计划。

但是，中国的许多商人和官员似乎并没有明白自由市场体制的细微之处。赵紫阳说，货币供应失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加快了通货膨胀这个螺旋的旋转。1984年中国工人的总工资上涨了21％。实行改革措施之后，工资涨幅最大的一次——46％——是在第四季度。

赵紫阳似乎负有间接责任，因为他允许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和管理国内银行业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一年里向国家经济注入了大约95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发行的这些纸币大部分都用于了银行贷款，1984年，银行贷款增加了28.9％。赵紫阳指责说，增长的背后是盲目的乐观：国家新政策规定，银行过去的贷款业务是确立未来贷款分配额的基础，银行正好利用了这一政策。“因此，”赵紫阳说，“有些银行官员忽视总体利益，竞相提供贷款，以增加以后的信贷基数。”企业也有类似的政策，工资标准和以前的工资额挂钩，它们也“盲目提高工资，发放奖金……以提高工资基数”。

北京已经采取措施控制那些犯错误的银行家和商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已被解职，这显然与他们滥用改革措施有关系。2月份以来，政府已经从流通领域回收了相当数量的纸币，这一举措减缓了贷款发放，帮助控制了通货膨胀。

赵紫阳暗示，最近还将有更多的规定出台。在新规定之下，任何一年工资总额超过国家规定上限的企业将要缴纳附加税。同样，工人工资超过一定数额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赵紫阳说：“为了减少人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 ‘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将被废止。从7月份开始，工资将同 ‘具体工作、责任和贡献’挂钩。”

赵紫阳还表示，政府将对价格上涨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为了控制贷款和流通中的现金，政府将指示中国银行和它的分行实行统一的信贷和金融政策，每一分行的现金都要封顶。政府机关必须缩减10％到20％的行政开支，停止用公款购买冰箱、电视机和其他高质量消费品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赵紫阳说，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政府将恢复旧有的市民预订消费品的“预售制”。倒买倒卖从中获利的做法将被严格禁止。

赵紫阳在他措辞强硬的讲话过程中，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起来，那些由省市地方党员干部选举产生的代表们懂得，政治局为了实行改革而严厉批评滥用改革措施的行为是很认真的。本周（1985年4月），人大将批准一项新的预算，讨论遗产法草案——这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的第一个此类法案——并将通过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1997年香港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重新获得主权后，至少将保持资本主义50年。到5月初为期15天的会议结束之时，改革的官方步伐可能会减缓下来。但是，改革的领导人可能仍然保持乐观。赵紫阳说：“中国变得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变富裕的前景是极为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