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命案谜团及宣判(1 / 1)

审判开始前一小时,成群的武装警察便做好了准备,以应付聚集在台北市中心那栋灰暗的法庭建筑外面的人群。只有那些佩戴专为这次审判发放的特殊徽章的人经过搜身之后才允许进入法庭。台北市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让外国记者熟悉台北的司法体制,以避免他们对市政府的立场有任何误解。台湾的竹子帮头目,41岁的陈驰力在8名警察的护卫下走进法庭,他和另一名被告35岁的吴屯一起站到了法官席前面。陈驰力和吴屯以及被认为逃亡到菲律宾的童奎森一起被指控谋杀了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去年10月,亨利·刘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的家中被枪杀。

随着法庭审判开始,陈驰力声称是台湾情报局局长王时林中将下令他杀掉亨利·刘的,因为这名作家是一个双重间谍,既为台湾工作,又为中国大陆工作。陈驰力很谨慎地说,王时林先告诉他,“教训一下亨利·刘,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东西里面说我们国家和蒋经国总统的坏话。”陈驰力接着说,王时林在吸收他从事情报工作之后,在一次训练课上会见了他,王“告诉我一定要干掉亨利·刘,因为他受过训练,成为一名地下间谍,但是他现在成了叛徒,背叛了我们”。但是,陈驰力坚持说,他并没有打算干掉亨利·刘。原因是他已经调查过亨利·刘的背景,发现“他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杀了,母亲是饿死的”。陈驰力说,他对亨利·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晁昆衡(音)法官早些时候已经私下问过王时林,他说这位情报局长否认了曾下令暗杀亨利·刘。但是,王时林承认曾经见过陈驰力,因为他相信这位黑帮头目可能会对情报收集有用处。这名中将和其他两名情报局官员目前已被军方扣押。外交部长楚复三(音)已经保证“很快”就会起诉他们。

亨利·刘1949年离开大陆来到台湾。1967年他到了美国,此前他可能接受过训练,以刺探中国大陆的海外活动。据说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同时为台北、华盛顿工作。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依照台湾法律,他被谋杀这桩案子的焦点可能只是两名黑帮成员的罪行。

然而,有关黑帮和高级官员勾结的证词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原告认为,陈驰力“一心想巩固不断扩大的帮派的力量”,因此他显然设计好了与王时林见面。王时林曾是前任总统蒋介石的助手,与蒋氏家族关系密切。情报局愿意招募黑帮成员的做法招致了批评。国防部长宋昌弛评论说:“一个严重的错误。”

晁法官会怎样处理陈驰力和被扣押的军官相互矛盾的证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次审判的可信度。1985年3月下旬,法庭休庭,人们的推测集中于几个尚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情报局开始要招募陈驰力?亨利·刘到底得罪了谁,谁下令枪杀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的军事情报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平民司法的制约。

人们的期待在不断增加,1985年4月中旬,台北地方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宣判台湾竹子帮前头目陈驰力和成员吴屯犯下了谋杀罪。去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亨利·刘的家中枪杀了他。庭长程春佳(音)解释说,法庭没有宣判他们死刑,是因为被告已经坦白交代了所有情况。这两名被告被宣判终身监禁。几天后,台湾的一个军事法庭结束了就控告国防部情报局前任局长王时林中将和他的两名助手下令暗杀亨利·刘一案举行的听证会。

台湾政府似乎正在让满心疑虑的公众——以及密切关注事态的美国当局——感到满意,让他们相信自己将会使出铁腕来处理这桩引发巨大争论的案子。然而,上面的两件事并没有解决围绕亨利·刘被杀而出现的许多问题。

这桩谋杀案被广泛理解为对其他美籍华人的警告,让他们不要批评台湾政府。无论是民事法院还是军事法院都没有从这桩案子的被告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对陈驰力和吴屯的审判只持续了9个小时,对王时林和其他情报局官员这样的关键证人的取证都是私下进行的。法庭基本上没有调查其他政府官员是否也被牵涉在内。即使是这样,终身监禁(尚待上诉)的判决在台湾还是相对比较严厉的。陈驰力在台湾差不多成了一个民间英雄。一名美国官员尖锐地批评了审判程序,称它反映了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观念差距”。“我们想要的是能够得出一些清楚的答案的全面调查,”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调查。”

亨利·刘的遗孀海伦也对这次匆忙的审判进行了批评。“我并不想对杀人凶手进行额外的惩罚,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她说,“但我的确想知道真相。”在旧金山,她的一名律师哲罗姆·加奇克称这次审判是一场闹剧。他说:“这是一桩公然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可是美国政府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加奇克还批评了美国没有要求台湾引渡两名被告。

王时林和陈驰力都承认讨论过“亨利·刘的问题”,但是王时林否认了陈驰力说的他曾下令黑帮暗杀这位作为情报局线人的作家。在重新构建亨利·刘的死因的过程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似乎回避了王时林的责任。根据它的说法,当一位双方的熟人想把这位黑帮头子介绍给情报局长认识时,陈驰力抓住这个机会“为他的政府做点事情以赎回过去的罪孽,并得到情报局的保护,以免因为是竹子帮成员而受到惩罚。”在后来从事情报活动的过程中,王时林说,他向陈驰力提过,“他正在想办法阻止亨利·刘”出版关于王时林的“不利情况”。法庭最后说,陈驰力“相信,通过采取行动对付亨利·刘,他能够赢得王时林的支持,因此他提议干掉亨利·刘”。同时,王时林在为自己辩护,“也许我应该为这桩谋杀案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他说,“但是,从法律上讲,这是黑帮头子陈驰力的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