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即使是北京最资深的外国记者也很难想出有什么事件可以与之相比。在外交部3号会客厅和英国外交官们讨论了2天之后，中国谈判代表姚广一走出来，就被飞来报道会议的香港新闻记者们围住了。人群一拥而上，姚广几乎给撞倒在地上。

姚大为吃惊，退到了楼梯的安全地带。由于这次关于香港前途会谈的双方已经相约确保机密，在此，姚最终的评论必然很简短。“我只能这样说，”姚说道，“会谈是有益的、建设性的，我们将在7月25日继续谈判。”说着这些话，姚奋力挤过毫无秩序的新闻人群，来到了自己的汽车前。这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习惯的那种记者们有条不紊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次与香港新闻记者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如蜂拥的记者们挤到了姚，他们繁荣的英国皇家殖民地及其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让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反过来，那种要求已经把香港变成了一座担忧的城市，为谈判中没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担心。但是现在，至少有了一些希望的理由。正如姚的话所传达的，在沉寂了9个月之后，英国和中国又在会谈了。

在这些会谈中，利害攸关的是一个有着550万人口、其中主要以华人为主的城市的未来。在过去的40年中，香港已经成了世界上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最重要的金融大都会，同时，香港也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出口超过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和。倚仗上个世纪与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3项条约，英国已经统治这块殖民地142年了。其中两项条约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顶端享有永久主权。另一项则给了英国对新界外围的统治权，期限持续到1997年。在英国政府的敦促下，中国于去年同意就香港的未来开始正式谈话，同时，要求重新获得这块由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所失去的土地。结果，1997年成了香港的试金石。想到一向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签的香港将要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奋力生存的前景，那些通常都富冒险精神的香港人就焦虑。

这种忧虑不仅影响到了香港经济的健康，使得感到担心的投资者们开始两面下注以避免损失，而且也逼迫伦敦和北京重新开始谈话。去年10月，谈判陷入僵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在谈判开始前就要求英国承认他们对香港的主权。谈判破裂之后，香港经济指数直线下落至历史低谷。但自从有消息说谈判将于上月英国选举之后重新开始，经济的恢复也是很显著的。比如，7月4号，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强跃52.25点，创9个月来的新高。几天后，停在1007点（对比：6月9号为863.10点）。一路暴跌的港元对美元的比价也从6月中旬的7.75升至现在的7.18。即使这样，控制香港经济的华人巨商中有许多人仍在为要不要投资于新事业而争论不休。

对于英国来说，香港的前途这一基本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尽管唐宁街的外交官们准备为这件事再进行至少两年多的谈判。英国不可能保持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谈判所涉及的区域——界街以外，当街的界碑现在还标着“城市边界，1993”——占整个殖民地面积的90%，并且其繁忙的国际机场和供水系统都包括在内。如果这些土地纳入了中国的控制，那么剩下的10%几乎不可能独自存在。因此，需要谈判的与其说是中国主权问题，不如说是在北京控制下的香港政府的形式问题。

在去年2月致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中，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据香港的华人消息，有第三方在负责安排信件的交换方面起了作用。信件并未让出主权——伦敦想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确实以一种极能展现西方外交见地的辞令给了中国人“一个非常明朗的信号”。外交官解释说，该信件写道：“我们知道你们会得到主权。但在我们把这一切落实到白纸黑字以前，先让我们看看你们对于如何管理香港有何想法。”

至少一直到7月中旬的谈判为止，北京的计划还不明确。